17岁的女孩小玉今年参加完高考，已被西安一所高校录取。但是在去学校报到之前，她还有一桩心事，就是想把名字改了。原来，她的名字叫“艳玉”，与“艳遇”这个词读音完全相同。“因为名字的事，同学们平时没少开我玩笑，我现在就想趁认识新同学之前，把名字改了！”（8月1日《华商报》）
　　
　　真是欲改其名，何患无由。而如果说这位名叫“艳玉”的同学欲改其名是基于日后人际交往尴尬的考虑，有点让人哭笑不得的话，那么，更奇葩的是，在此之前，竟有人把高考落榜的原因归罪于自己的名字太晦气，则只能说其缺乏基本的科学素养了。
　　
　　名字起的雅俗动听与否，可见起名者学识高低，但名字的功用，想必不会胜过嘴巴和牛尾巴，更不会超过能力学识吧，说穿了，不过类似于商店衣服上的标签而已。虽缺少不了，但其作用毕竟有限的很。但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偏偏就不为一些国人所理解。以至于隔一段时间，就见有人为名字一事闹心。以至于旁观者不得不再一次地为此瞪大眼睛。
　　
　　这使我想起了辛亥革命留给我们的一大教益是：光革掉脑壳上的辫子是不够的，更该革掉脑髓里的陈垢。关于这点，鲁迅不但用小说去反映过，用杂文去评议过，还用行动去感召过。因为他深知天下兴亡并不全系于一条辫子上，一阵风把辫子剪掉并不等于“咸于维新”。所以，辛亥革命前夕，绍兴中学的学生掀起剪辨子风潮时，作为学监的鲁迅，基于这点苦心，就出面“迅速禁止”。这用意，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说了：明明口无毒牙，何必在额上贴着“腹蛇”二字，引乞丐之流来打杀？
　　
　　忌讳“艳玉”的名字，就忌讳本身来说，大概也是一种祖传的世故。比如鲁迅小说的保姆阿长，就教给婴年鲁迅许多烦琐的禁忌，其中一项是：“晒裤子用的竹竿底下，是万不可钻过去的……”现实中，恐怕也很少人喜欢“4”这个数字，因为“4”如“死”谐音。何况，我们还旁通了许多摩登的洋禁忌。什么十三号旅馆房间不住，星期五的电影不看等等。诸如此类现象，这与艳玉同学忌讳“艳玉”，从本质上来说，又有什么两样呢？
　　
　　更何况，正如鲁迅在《小杂感》中所形容的：“一见到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有如此丰富想象力的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就此而言，忌讳“艳玉”这个名字虽然有点让人哭笑不得，但恐怕也不能全把板子打在这位叫艳玉的同学身上。
　　
　　不过我想，不论什么原因，必须厘清的是：靠起一个漂亮名字来避免人际交往的尴尬，进而学业有成，靠恪守某种禁忌来避霉免灾，进而发家致富，那灵验是极小极小的。前者，鲁迅早就说过了，如果改个动听的名字就能毕其功于一役的话，那么，他倒想鼓吹把“奴隶”改成“努礼”什么的，“使大家可以永远放心打盹儿”了。后者，我最近经常在凉台的裤篙下锻炼，并无不妄之灾降临，就是明证。
　　
　　由此看来，虽然改革开放30多年过去了，我们经济实力也排在世界第二。但我们那些担负着荡除国人脑髓里的陈垢任务的有关部门似乎仍不能“放心地打盹”儿。这从一个小小的人名就把人折腾得够呛就可见一斑。
　　
　　文/王志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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