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沈阳一火锅店员工跪地磕头，高喊“感谢老总，给我工作！”引起围观市民反感、愤怒。围观市民称：这段录像要作为企业文化推广到其他分店。有心理专家表示：这样会造成员工羞辱、恐惧与焦虑；而律师认为：这是践踏劳动者权益涉嫌违法。(9月10日人民网)
　　
　　老实说，对于员工跪拜老板之类游走于法律道德底线周围的边缘企划闹剧，除了引发争议诟病，除了骂娘翻白眼，恐怕还真压根儿对它无计可施无可奈何。至少，这档子糗事，说什么都调动不了我的关注兴趣。鲁迅先生说过：“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变成了路。”既然，时代已进化变异至不知廉耻为何物、上街裸奔也能出名、没有最烂只有更烂这步田地，对类似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的烂闻，我早已失去评头论足的兴趣。此时，我庶几唯有无语。
　　
　　更何况，对类似让人像吞下一只苍蝇般恶心的拙劣表演，我久已“出离愤怒了”、“我只有而已而已”；因为，“惟沉默是最大的蔑视”；因为，即便说出十万个“悲哀”“蒙羞”来，骂它个狗血喷头也不顶用，因为，说了白说，不说亦罢。更要命的是，你骂好了，说不定人家要的就是这种“小媳妇进祠堂，骂声向前”派生的口碑和知名度呢；你骂坏了心情，始作俑者兴许正数着骂名带来的银子没事偷着乐呢。
　　
　　无论如何，我非但不忍讥讽嘲弄下跪者，反而对他们抱以同情和理解。这年头，谋个饭碗自食其力养家糊口不容易。我同情他们的境遇，因为，假如他们有“三姨娘六舅母”后台藉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以另谋高就混饭吃的机会和途径，大概打死他们也不肯下跪的；因为，毕竟“男儿膝下有黄金，只跪苍天和娘亲”。选择下跪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非但不能“饱汉不知饿汉饥”，反而更当佩服他们在迫于生计面前“人到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行为理性。
　　
　　相形于火锅店员工跪拜老板的肢体下跪，现下人们司空见惯见怪不怪者，乃是一些隅域国人的群体精神下跪。我所谓的群体精神下跪，表现于官场职场生态，是向权力下跪，下对上唯唯诺诺惟命是从者众，特立独行自由表达诉求者寡；对违法乱纪行为助纣为虐沆瀣一气同流合污者众，敢于监督检举捍卫正义者寡；信奉潜规则者众，恪守显规则者寡。表现于社会生态，是向金钱下跪，对权势投怀送抱摇尾乞怜精神依附者众，依法维权不畏强暴敢于抗争者寡。表现于人文生态，是向世俗逆流下跪，危难时刻充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麻木看客者众，担当“路见不平，拨刀相助”见义勇为者寡；集体人伦沦丧正义跳水者众，坚守“炎黄子孙”身份标签和“礼仪之邦”文化符号者寡。
　　
　　群体精神下跪和肢体下跪有着共同诱因。就现实动因窥，少数隅域人治干扰法治甚至人治代替法治的官场潜规则、甚嚣尘上的拜金主义尘俗潜规则可谓“功不可没”。当国人发现法治文明与社会现实、亲民理念与官员表现“两张皮”，公民道德建设文明倡导与公民道德表现文明现状两码事时，“识时务者为俊杰”则成为人们无奈而又现实的抉择，再而被亦步亦趋殊途同归地同化。二者也有本质分野，前者多属自愿主动，顶多是世风裹挟，后者则悉属被迫胁迫；前者多无生存生计之忧，后者多迫于生存生计。
　　
　　精神下跪还附着着奴性的文化基因。梁启超早就说过：“我国民不自树立，柔媚无骨，惟奉一庇人宇下之主义。暴君污吏之压制也服从之，他族异种之羁轭也亦服从之。但得一人之母我，则不惜为之子；但得一人之主我，则不惮为之奴。……品格之污下贱辱，至此极矣。”他将奴性称为“劣下之根性”，并旗帜鲜明地提出国人必须“剪劣下之根性，涵远大之理想。”陈独秀则如是谓：“盖中国人性质，只争生死，不争荣辱，但求偷生苟活于世上，灭国为奴皆甘心受之。”而在另一个场合，鲁迅索性愤激坦言，中国只经历过两个时代，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有些人毕生所追求的，正是某些人与生俱来的。到生命完结的时候，有些人得到了他们毕生所求的，而有些人却失去了他们与生俱来的。”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群体精神下跪比火锅店员工跪拜老板更可怕，后者顶多被舆论口诛笔伐“五分钟热度”后关门落闩了事无虞，而采取“驼鸟政策”，漠视放纵前者则势必掣肘阻遏现代社会发育和法治文明演进。“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口水摆平员工跪拜老板偏案以宣泄不快纾解民愤易，消弭国人群体精神下跪遗传基因则非一日之功。
　　
　　文/陈庆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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