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除了减税减费以外，切实企业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李克强总理年前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上，明确表示：今年要在降低收费等非税负担方面让企业有切身感受。“的确，我们主要是各种明目的‘费’太多，以及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确实要进一步加快减轻企业负担。”李克强说。

　　企业“降成本”已经到了分秒必争的时候了。去年，企业税负多次挑动着国人敏感的神经，宗庆后、曹德旺等著名企业家多次呼吁降低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的负担更是引发广泛的关注，宏观税负轻重或有争议，但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过高，这是企业家和官方的共识。总理要求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指出了企业“降成本”的关键。经济学家认为，通过一系列措施强化市场制度，是降低管理型和政治型等制度性交易成本关键中的关键。

　　1937年，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次提出“交易费用”的思想，他认为，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企业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企业“内化”市场交易的同时产生额外的管理费用。当管理费用的增加与市场交易费用节省的数量相当时，企业的边界趋于平衡（不再增长扩大）。

　　换言之，交易费用的高低决定了企业的生死存亡。这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内化”市场交易成本的能力大小，如企业较强的创新能力能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另一方面是外部交易费用的高低。也就是总理所指出的，企业各种名目的“费”太多，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若是超过企业的“内化”能力，企业家也就放弃“交易”，从而导致企业不再增长扩大，甚至失去企业生存的价值。

　　企业的广义交易费用就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它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通俗地说，除了那些与企业生产经营直接相关的物质成本，其他的都是企业的制度性成本。

　　一个没有交易费用的社会，宛如自然界没有摩擦力一样，是非现实的。但在现实“有摩擦”的世界里，不同的制度安排存在着天壤之别。有人绕地球一圈后感慨地说，在美国办企业需要2—3个小时，在香港地区需要2—3天，在深圳则需要2-3周，而内地一些省份则需要2-3个月，在世界一些落后地区则需要2—3年。而本届政府大力推行“五证合一”等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企业注册和登记时间大大缩短，为企业极大地节约了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

　　一国经济并不是土地、技术、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简单叠加。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而一些国家贫困？生产要素并不能完全解释。新制度经济学家经过大量的对比研究得出结论，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交易费用或者经济运行费用十分高昂。如果经济运行费用是高昂的，那么整个经济体系就不可能获得良好的经济绩效。美国经济学家诺斯度量了53个国家的交易费用以及每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后说：我们可以这样区分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每一笔交易需要较少费用的国家是高收入国家，反之则是低收入国家。

　　交易费用的范围很广，可以分成市场型交易费用、管理型交易费用、政治型交易费用。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的核心在于，强化契约精神和产权保护等，不断优化市场交易制度成本；通过提升政府运行效率等，不断降低社会运行管理成本；通过减少腐败寻租、关系型交易等，不断降低政治型交易成本。尤其值得说明的是，市场制度是一种可以节省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例如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试图取消市场型交易费用，结果管理型、政治型交易费用则大大地增加，改革开放后通过不断的市场化制度大大降低了交易费用。

　　基于此，只有强化市场制度，通过完善市场制度来约束政府“闲不住的手”，避免过多介入微观经济运行，通过深化政府“放管服”改革，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将更多的精力用于优化市场型交易成本，并着力控制和减少管理型和政治型交易成本，才能真正进一步加快减轻企业负担。

　　文/盘和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