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变形计》第十三季带着观众熟悉的“套路”，再一次进入到大众视野中，这部让城市“大少爷”“大小姐”与偏远贫困山区农家小孩交换家庭体验生活的“真人秀”节目，因其话题的争议性总能被推至风口浪尖。

　　我们在戏剧、影视、小说读本里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情节：处于两个阶层的年龄相近的孩子阴差阳错交换了身份，A是普通工薪家庭，而B是富贵人家，即便各方矛盾降至最低，“归位”仍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两家的孩子都会心生怨怼，“那些富贵舒适本是我的”或是“凭什么我享受了十多年的优越生活转眼就不是我的了”。放在《变形计》里，“归位”是无需商榷的事实，“哪里来的回到哪里去”，这无关血缘却关乎“血统”。

　　在《变形计》里，城里的孩子总是出身中产，物质生活能得到极大的满足，但他们情感缺失、性格叛逆。当他们穿着耐克、阿迪达斯的鞋子和衣服，带着最新款的苹果手机，伴随着抵触的情绪来到深山一隅，经历了7天或者30天的辛勤劳作、艰苦生存，脚踏泥土、披星戴月、贴近自然后，他们体验了一把生活。这段经历对他们而言，可以是吹散阴霾的风，可以是冲刷泥泞的雨，也可以是风过无痕，雨后彩虹——最坏不过是没有改变。

　　在2014年参加《变形计》第十季录制的“城里孩子”杨桐，发了单曲，参加了几档电视节目录制，一度有着进军娱乐圈的趋势，现在在英国念书。第九季的城市主人公李宏毅是彻底出道，甚至参演了人气很高的电影《谁的青春不迷茫》。第十一季的韩安冉，经常整容，现在俨然成为一名网红，还开了网店。他们的生活被除掉了“逆鳞”和“倒刺”，可谓成功归位。

　　然而，一直处于大山深处，把上述的所谓体验当做常态的“被选中”的孩子们，从灯红酒绿、霓虹闪烁、川流不息的城里回来后，面对大山无言的沉默，星辰低垂下的茫茫田野，又该如何自处？很多时候人之所以可以忍受黑暗，是因为没有见过阳光。谁又能保证，他们不曾问过自己，哪怕一次——“凭什么，我生来贫穷？”

　　正如范雨素在其自传的开始写到：“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这一本书，注定有的一个篇章叫做“阶级”。这种生命的苍凉之感，为何要令其过早地在孩子心理萌发？城里的孩子尚且还会因“一个亿的小目标”唏嘘而自嘲“寒门”，感叹一句阶级固化严重，资本寒冬下仍是大资本的世界。寒门子弟的“心生怨怼”更是不言而喻。《变形计》在阶级对立矛盾的问题的上无疑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三十年前，我们常说“寒门出贵子”“鲤鱼跃龙门”。如今，富人越富，他们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就是意味着更多更好的资源。单单从教育来说，《变形计》中城里的学校哪个不是“窗明几净、球场宽阔、多媒体教学、形式多样、课程丰富”？而村里的孩子们需要凌晨4点起床翻山越岭求学，教师少、课程单一，基础设施要多方伸以援手才能建成。他们最有力量的一句口号是“知识改变命运”。可是，知识到底改变了谁的命运呢？《变形计》把现实的最后一块遮羞布在农村孩子面前撕裂。

　　农家小孩受到的家教大多是“你要努力干活，为家里分担”，如若家里有长辈在外打工或许还会叮嘱一句“你要走出大山”。每日操心那一口饭的“寒门”是不会告诉孩子，“很多东西，别人唾手可得，但是你需要努力十倍、一百倍，才能得到，甚至得不到。”但是，《变形计》用最直接的体验告诉了他们——这是节目最残忍的地方。劳动人民最朴实的智慧结晶已经被这场人生的体验给打碎，认知破碎后，孩子们的价值观、人生观的重塑是最值得我们深思的。

　　文/覃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