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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罚往事

2018-12-21 21:37:08 来源:红网 作者:徐石 编辑:王俞

  栾川学生二十年报仇当街扇老师耳光,引发广泛关注。网上追捕、车站被扣都不是重点,体罚,成为事件实际的中心词。

  在中国,体罚是最寻常的。曾为人师八年,作为学生被老师体罚过,作为教师体罚过学生。实事求是地说,一个称职的老师,没有不体罚学生的。“严禁体罚学生”规定在执行层面上怕是一纸空文。 当然,体罚有轻重有边界。学校司空见惯的体罚罚站,因显著轻微,受罚者不会记仇,也不会引起民意汹汹。

  小时候受过较重的体罚是“蹲马步”。读小学时,马校长是个体罚控。我们当时有部队在当地练习跳伞。当时流行一句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崇尚军武的三年级学生跟着我这班长因陋就简学习跳伞,在教室里列队从课桌上半蹲着往下跳。本是挺不错的课外活动,马校长震怒,说这是不爱惜公物、不注重安全的破坏活动。校长的体罚是,命我与几个伞兵在讲台边半蹲着成一大溜,教鞭放在讲桌上头挨着,不能高,也不能低。那是夏天,不到10分钟,我和小伙伴就大汗淋漓,痛苦异常,此等惩罚终身难忘。至今“马步桩”动作标准到位,不知是否当记马校长的功德。

  18岁我走上讲台,在某县城一中当初中教师。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也没变本加厉整学生实行心理补偿。历史箴言,终有竞时。一般的如罚站、出去、二指叮、教鞭点击等小儿科,不说也罢。那时高考恢复不久,为出成绩,我对班上那些调皮捣蛋的“小反动派们”用的法子属于初级阶段,使用书背对孩子头顶提醒式击打,谓之“醍醐灌顶法”。学生是不是幡然醒悟,我不知道。此功法为普遍学生待遇,男女学生均享受过。

  体罚最重的,是对一个张姓同学踢足。初一他喜欢做小动作,被罚站门口。走廊上。一会儿过来见他又与教室的同学隔窗嬉笑,顿时怒从心中起,一脚踢去“站好”!学生脚似乎被踢疼了,摇晃了一下才站稳。目光略显惊悚,还强笑了下。多年过去一直记得这个情节。前不久,他邀聚,我像鲁迅“风筝”一样地提及,他仿佛按课本笑着说:“有这样的事?我只记得中学时总是好动的,部队教官的脚比你们重多了。唉。”

  在学校我见过最爆的体罚。那年有学生急匆匆跑来喊我,到同事寝室但见到同事、王同学、王同学的妈妈,可谓触目惊心。王同学那天穿的是白衣服,但浑身是血,白红相间,如同红灯记中受刑后的李玉和。同事在给家长解释;学生边哭边与老师对辩,反复说“老师不能打人”;家长对孩子说“你不听话就该挨打”。王同学是官二代,平时有些顽皮,她妈妈也是教师。此情此景,还有什么话好说?我作为班主任只好做自我批评。后来据称同事在学校大会上做了检查。当今早已为人父的我,常想当年那位母亲、一位戴高度眼镜的中年家长,指责自己血迹斑斑的儿子时,心里该是何等的伤心啊。

  那时体罚比较普遍,为什么初中老师搞体罚的比较多呢?我想大概是这样的:高中生心智成熟可以沟通不用罚,人高马大了教师不好罚或不敢出手罚,而小学生太小,大人打小孩有如欧阳锋打杨过胜之不武,言语吓吓即可;而初中生处于青春期活泼好动就像小老虎一样,需要管教,与老师相比身体单薄,可以力制。就像小时候我常常打小弟弟一样。

  老师对学生的体罚一般是公开透明的,也是相对公正的,所以学生通常可以理解,不会记仇。但如果对于一个人多次进行比较重的体罚,也会像栾川事件一样,伤人尊严引积仇恨。仇恨的种子要发芽。

  还是说我小学时的那个认真负责的马校长吧。我四年级时他代我们数学,每天上午有课,每次必叫一个学生上台演板,偏偏这个学生成绩不好,常常搞错。马校长就狠狠地揪着他的耳朵左三圈右三圈,再罚站示众,比容嬷嬷还厉害。如此这般,一学期不下20次,严重伤害学生自尊心。其实这个学生不过是学习较差,他还是我们孩子头儿,情商了得,如今混得也很好。他毕业后当兵回来,身强力壮,发誓要找马校长报仇,坚决打回来。后经多方斡旋,勉强同意,但再不与校长来往交流。实际上,马校长年长他一轮12岁,是他一母同胞的大哥。可见,重度体罚对人的心理伤害有多大。

  总而言之,体罚不好。严禁体罚学生是总体要求和理想状态。也许,在新时代,小体罚在学校依然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否则无法有效地进行教学。学校是个小社会,轻微体罚或可容忍,一味奢谈大爱,有时容易走偏。就如同打牌一样,小罚于管理有益;大罚伤身,或将引发仇恨甚至违法犯罪,应该坚决摒弃。

  文/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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