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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却并不是说法律能规范一切。法律能规范的是现实行为，但法律不能用于处罚他人的思想。法律意义上的思想不仅仅指言论自由，更是指宽泛得多的思维活动。便以非暴力的性行为来说，因何种原因发生，就只能对当事人的说法姑妄听之。他人信或者不信，都不能钻入当事人的大脑寻找答案。于是，就只能将意见埋藏在心底。
以现实操作论，则性贿赂入罪意味着无论给予或接受方都构成犯罪。那么，如果不是双方都有自虐情节，为什么要主动认罪并接受处罚呢？只要其中一方坚持因爱甚至只是因游戏心态而发生性行为，罪名就无法成立。反之，不分清红皂白，但凡官员与非配偶发生性行为就认定为性贿赂，那是背叛了法律的严谨，混淆了道德谴责与司法处罚的区别。
是的，权色交易对社会危害性大，并被众人痛恨，如果混淆道德谴责与司法处罚的区别就能够除恶务尽，那还真的有一定吸引力。问题却是性行为如此隐密，无论个中人反目成仇而自曝隐私，或者被他人检举揭发，曝光、坐实的机率微乎其微，所谓除恶务尽根本是痴梦一场。
作更进一步延伸，我们概括说“权力是最好的春药”，正是因为权力不公开运行、不受约束、形成为绝对权力，绝对权力滋生出特殊利益无边，于是有性贿赂、利益输送。也就是说，性贿赂、权色交易本身是权力不受约束的恶果，而并非罪恶之源。
舆论汹汹，在特定时刻只剑指性贿赂，但归根结底是希望能约束、驯服权力，使权力真正服务于民众，而并非凌驾于民众之上作威作福。众所周知，在今时今日的必由之路为：以财政收支透明、官员财产公开为切入点，实行全方位地公共信息公开，不断健全完善群体监督体制、还权于民；简政放权，如李克强总理说“将该放的权坚决放开、放到位”，还市于商。如是，实现对权力的制度性约束，让权力没有特殊利益可牟，才能将滥用权力行为的发生率降低到最小程度，然后对具体的滥用权力行为实施定点打击，才是真正地“涉入改革深水区”。尽管行走艰难，却实实在在是一条前途光明的路。
反之，不从源头入手，不制度性地约束权力，坐看滥用权力的行为越来越严重，当此时，无论是否对被偶然曝光、查处的具体事件以及个人揪住不放，在整体上都是意义微弱的。可能“前门送虎，后门迎狼”、“抓了一个贪官后，提拔了一个更贪的”。纵是抛弃法律的严谨，不惜闹国际笑话设一个性贿赂罪（这个罪都能设定出来，绝对是国际笑话），也只能说是泄愤，而不是真正地约束权力。一阵玩笑后，只面对着万事依然狼藉，好无聊也。
我们常常说“零容忍”，须知所谓“零容忍”，本来就首先是制度性地约束权力，从源头上杜绝滥用权力，然后才是对具体的滥用权力行为不姑息。动辄拿性贿赂说事，在相当程度上回避了问题根源，是懒政。
这也并非说公职人员就可以为所欲为。现代社会必然对官员有道德要求。特别当高级官员被发现有不道德的性行为，往往不能容忍其保留公职。但道德谴责、纪律要求毕竟与司法处罚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的。
文/许斌
来源：红网
作者：许斌
编辑：叶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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