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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是补偿和慰藉代课教师的好政策，为什么给程兴贵他们带来新的伤痛？问题出在代课教龄的认定太僵化，代课经历“自证”的要求太苛刻。
回顾让程兴贵无奈而走入极端的原因，看似他8年教龄难以“自证”事出偶然，实则是必然的结果。代课教师绝大多数都身处农村，“临时工”的身份注定了他们缺乏编制内教师才具有的详实档案材料，而乡村学校对“临时工”任课、人事、财务资料的管理和保存又无法做到很规范，同事、领导很多已经离散、老病甚至去世，在如此艰难的情境下，无法自行证明教龄并不意外，反而是能够清晰自行证明教龄值得庆幸。
尽管整体专业水准可能不够理想，程兴贵这样的一大批代课教师，为中国教育事业特定阶段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尤其是偏远的农村，代课教师曾经长期担当着课堂主力的角色。他们拿着少得可怜几十元、上百元的微薄薪水，撑起了风雨飘摇的乡村学校。他们已经淡出历史，但历史却不改淡忘他们。
过去十来年的时间里，全国数十万代课教师陆续被清退，有些人获得微薄的补偿，有些人两手空空地离开。站久了乡村的三尺讲台，对“百无一用”又岁数偏大的代课教师们而言，无论务农、做工还是经商，谋生的“转型”之路都异常艰难。在岗的时候收入微薄，离岗的时候身无长物，对这些奉献一生、清贫一生却最终被剥夺教师身份的教育事业“有功之臣”，国家应该给与物质和精神上的补偿。
好在国家和政府并没有忘记代课教师。2011年，教育部联合多部门下发的《关于妥善解决中小学代课教师问题的指导意见》规定，代课教师将获得数额不等的一次性补偿。2013年3月，云南省出台实施细则，补偿终于进入实质性阶段。对云南的十余万代课教师群体来说，这是唯一也是最后一次获得来自国家的政策补偿。可想而知，对被清退的程兴贵来说，这是他生平最大一笔收入，不仅意味着可以极大地缓解生活的困窘，更意味着来自国家和社会的关心和温暖，意味着他数十年的代课教师生涯得到了认可和价值体现，丰富的寓意远远不只是钱的问题。
对于程兴贵的不幸遭遇，不能止于对他本人25.5年的教龄加以认定，这不是一个人多拿少拿几千块钱的事，而是事关数以万计代课教师基本权益和尊严的大事。
要反思此项补偿政策存在的显著缺陷，针对乡村代课教师生存窘境的现实，为什么不能“因陋就简”？在指定的物证缺失之外，为什么不能允许旁证的采纳？在人证不能到场的前提下，为什么不能允许证人其他形式的作证，或者为什么教龄审核人员不能主动去探访证人呢？希望藉此不幸的教训，让代课教师教龄的认定程序更灵活、变通，让审核的干部和工作人员更尊重代课教师的感受和权益，这或许也算不幸中的万幸吧。
文/许晓明
来源：红网
作者：许晓明
编辑：叶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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