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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中国乡村建设，不能不想到晏阳初和梁漱溟。当年晏阳初发现河北定县的本地鸡一年只能下68个蛋，遂引进美国的来亨鸡，与本地鸡杂交后产生的新品种母鸡，一年可下168个蛋，一时间传为佳话。我们不能功利地期待于建嵘的实践会“下出几只蛋"，因为这只是他此举的附属意义。作为知识精英，于建嵘放弃优越的城市生活，放下教授的身段，以儒家入世精神关注苍生，践行乡村建设的理想，无论结果怎样，我们都不能不为其求索精神和实践品格心生感慨。
尽管于建嵘所去的农村，早已不是晏阳初、梁漱溟们面对的那个农村，但无论是目的、行为特征还是学术理想，都有共通之处。晏阳初说“三C”影响了他的一生，即孔夫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他汲取儒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以基督的悲悯之心看待“苦力”，以真诚的平等意识致力于开发“苦力”。而在梁漱溟看来，儒家的义理不能止于在课堂谈谈，而要去乡村实践。于建嵘是一个啥样的学者呢?
读于建嵘的《底层立场》，会真切感知一个知识分子的真性情。他的画室经常接待来自各地的上访者，并不时有老农悄悄在他门口放几筐鲜桃等土特产，也有“钉子户”待在他家不走，白吃白住，向他发泄种种怨气。他对底层百姓的悲悯十数年如一日，这也是他和许多“精英知识分子”最大的差异。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转型期的乡村社会，有人看到的是负担和累赘，远不如充当理性经济人和资本的附庸、帮闲来得实惠；有人则满是“为苍生起，奔走于大地”的急迫和冲动，比如于建嵘等。
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性困境，最根本的表现在于乡村与国家的复杂关系。破解中国发展的难题在农村，创设中国发展的引擎也在农村。乡村何去何从，意味着中国何去何从。对此，我们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有很多讨论、研究，却言论居多，实践者甚少。研究中国乡建史不难发现，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乡村建设，都有知识分子的充分参与，而在现阶段，知识分子是缺位的，这也是农村诸多建设出现停滞甚至倒退的一个重要原因。乡村建设最不缺乏的是清谈雄辩和书斋里的隐士。
知识分子是社会文化的传承者和创造者，对社会变革最为敏感。而“经世致用”“知行合一”作为一种理想精神和价值追求，在今天似乎成了日渐稀缺的品质。一些知识精英以知识求俸禄，以言说谋稻粱，可以一天参加几个研讨会，作几场报告，却不肯抽出一点时间到农村走走看看。越来越多的知识阶层习惯于坐而论道，怯于到现实中去检验学术。正如曾经面见梁漱溟并与之探讨过乡村建设问题的清华大学教授、学者许章润所言，现在有一些新儒家学者，天天在说我是一个儒者，说完可能就唱卡拉OK去了。没有滚足泥土，坐在象牙塔里想象底层的光明或黯淡，纵有造福底层的愿望，也可能背离底层福祉。晏阳初曾在《农民抗战与平教运动之溯源》一文中指出：“国家到了今天，自命为优秀分子的旧士大夫，只孜孜于功名富贵，升官发财，放着眼前大问题不管”。八十余年后的今天呢？
于建嵘当村官作为一种个人选择，当然不必拔高，也毋须用“主义”和“派别”来归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在与某种巨大的惯性力量做抗争，至少让人看到一种理想精神的回归。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作为救民救国运动的一部分，其时有成百上千的知识分子参与其中，他们中不少人是归国留学生，或大学校长、教授和著名专家学者。近些年，也不乏零星的知识分子直接参与的乡建，于建嵘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但回望上个世纪初叶蔚为壮观的乡村建设运动，还是忍不住要问一声：当下，还有多少知识精英心系乡野？
文/肖亚洲
来源：红网
作者：肖亚洲
编辑：叶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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