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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教授方辩解的一个理由是“北大不是适格的原告”。对法律，笔者是个外行，但我知道最起码的事实，就是在本事件中，“北大教授”和“68名服务员”都是受害者。虽然举报非明确所指，但既是“个别”教授“适格”，就该指出才对，而不是让一个群体背黑锅，让全体服务员受辱。服务员集体离职，可谓对邹恒甫言论的无声抗议，更是“还我名声”的悲戚呼唤。教授可以选择沉默，员工可以选择逃避，作为法人代表的北大不能。正如自己的孩子，被打被损，给父母脸上抹黑，父母岂能不管？又有什么不“适格”？
对于“北大淫棍案”，网上还有另一种声音，认为服务员选择集体辞职而不是拿起法律武器“必有蹊跷”。的确，一个餐厅使用68名年轻女服务员，很容易让人产生不洁联想。但笔者以为这种猜测有些不负责任甚至有些恶毒。根据我国目前法律，对于网络诽谤一般按自诉案件处理，而自诉案件是需要自诉人自我举证的。试问，让一个弱女子站出来澄清事实，需要多大勇气？身在大染缸，不黑也黑，谁能说得清？毕竟，名声之于人尤其是女人，正如羽毛之于鸟儿那样珍贵。在我看来，选择逃避，远离是非，是种可以理解的无奈选择。
邹教授方辩解的另一个理由是“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利”。这也没错，错在他忘记了权利不能肆意而为，不能随意突破边界。现实之下，网络与现实世界并无二致，都有法则必须恪守。信口开河，一枪撂倒一大片，既是对法律的无知和无视，更是社会责任感的丧失。有实名举报的勇气，却没有公布证据的信心，岂能不令人生疑？“即便败诉也不公开”，如果只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甚至只是挟私报复、抹黑他人的信口雌黄，这就丧失了最起码的道德是非，涉嫌侮辱诽谤他人。自我标榜正义的人还有何资格谈论正义？
“北大淫棍案”早已不是一起普通民事案件，而是一起具有非常影响的公共事件。所以，目前最需要厘清的问题是：举报到底是批评监督还是侮辱诽谤？这只能用证据说话，靠法律还原真相。一切和稀泥式的调解努力都应避免。而这一切还得看关键人物邹教授听不听人劝。既然声称证据在手，就请公之于众。这是还清者清白，帮高校清理门户，也是为自己赢回尊严。如果没有却硬撑着，煞有介事玩太极，注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难逃悲剧结局。
文/晴川
来源：红网
作者：晴川
编辑：司马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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