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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大妈首次带着广场舞走出国门，此前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日落公园，一支跳广场舞的华人舞蹈队音乐扰民，遭遇多番投诉后领队被警方逮捕，理由是“在公园内没理由地制造噪音”。入国问禁，入境问俗，此次在法国巴黎卢浮宫广场上，广场舞再次伴着民族风跳起来，让人担心会触犯法规和公序良俗，并因此损失了整个中国人的形象。
国人关注中国大妈在国外如何，皆因为在国内公共空间结了梁子，潜意识种下了“仇老”的不理性种子。广场舞让中国大妈从温良恭让一下子堕落为倚老卖老，并且和公众形成了激烈的对抗——有人张贴标语撒上砂石，有人竟然开枪放狗袭击，有人购买音响以牙还牙，有人则让大妈戴上耳机。虽说熟人社会有百善孝为先的敬老传统，但如今人们既重视公共空间又重视私人领域，广场舞占据了公园、小区的公共空间，审美程度堪忧的音乐和舞蹈又侵扰了私域，所以成为随时可能爆燃的导火索。
二者对抗根源在于城市公共空间不足，无法同时满足双方需求，一则，政府推动和社会自发的城市化合二为一，城市短时间聚集了沙丁鱼一样密集的人群，自然倾向于建设高楼大厦而不是公共场所。二则，现存的公共空间数量不多，利用效率也不高，闲暇的大妈们却能很轻易抢先占用，容易激起众怒。“邻居”韩国大妈也是如此。三则，中国未富先老，大妈缺少其他休闲娱乐方式，只能遵循残存的集体思维选择广场舞，并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社会交往。而且，“仇老”这种方式几乎没风险，也能为争夺公共空间舆论造势。
除了广场舞，大妈其实在社会各领域遭遇了“仇老”思维。例如，在公共交通领域，大妈乘坐公交、地铁被认为影响效率，甚至被好心地建议错峰出行。在道德领域，一旦老人摔倒在地，大妈被认为有讹诈好心人的可能性，甚至扶不扶老人已经成社会难题。在经济领域，中国大妈投资黄金、白银、基金等，一年下来赔了夫人又折兵，被塑造成盲目无知的典型形象。实际上，普遍存在的“仇老”现象背后，是政府提供的公共资源与公共服务普遍不足引发了对峙。
以中国大妈的广场舞为例，说到底是公民权利间的碰撞。尽管由于历史和个人原因，大妈确实存在不足之处，但因资源不足、空间不够导致冲突，权利应该联手向权力进行利益表达、施加压力和社会博弈，要求政府为公众提供更多的公共空间。权利和权利发生冲突，无论谁胜谁负，或者各退一步，其实都是双输。大妈和公众还应参与社会管理与权力博弈，权力空间小一些，权利空间大一些，双方保持合理距离，宽容又多元地并存。
广场舞越过权利界限，公众不与权力争空间，却和中国大妈惹是非，潜意识里的自利思维，促使其先为大妈打上一枚不理性的标签。这种过度情绪化的对峙背后，藏着小九九式的精心算计，精致利己主义者莫不如此。当法律、习俗、舆论利于自己时，如何看穿权力“狐狸分饼”意图，才是解决问题拓展生活空间的正道。广场舞如此，中国大妈也如此。
文/赵查理
来源：红网
作者：赵查理
编辑：易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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