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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党风廉政建设规定的出台有着深刻的背景。眼下中央正在狠抓党员干部奢靡之风，却仍旧有不少人顶风违纪。这不仅与中央精神背道而驰，也加剧了相关人员的人情负担，借助婚丧事宜大摆酒宴收取礼金，可谓是一种变相腐败。那么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就必须要规范约束党员干部的行为，对违法违纪行为零容忍，动真格。
然而，凡事总要有一个度，切不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需警惕，不从本源和理念上内化党员干部的行为，极易陷入另一种形式主义。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二字并非是一个贬义词，重“礼”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婚丧事宜邀请亲朋好友正是“礼”的具体体现，告知对方凸显的是对方的重要性。礼尚往来是传统文化的一个行为准则，可如今，利用刚性的规则来禁止党员干部违背传统习惯，确实显得有些不近人情。
不可否认，从某种程度上说，官员也是公众人物，这就需要其让渡出自己的部分私权。比如官员信息公开、不动产信息登记等做法，都是题中之义。可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公权和私权之间划定一个界限，厘清官员身份与行为的关系。很显然，约束公权不应毫不顾忌私权，没有底线地限制个人自由。就拿此次石家庄市纪委的规定来讲，出发点的善意不容怀疑，但因为官员的身份就剥夺其婚丧事宜邀请好友同事的权利，不仅有违公共价值伦理，而且也是对私权的过度干预。毕竟官员也是人，人际交往乃属人之常情，尤其是在当今这种连邻居都不认识的社会当中，这一点更为重要。
当下确实有一部分官员思想不端正，婚丧事宜成为了自己敛财的一种途径。然而，不能因为部分官员的违法违纪，就剥夺这一群体的正当权利，让整个群体为这部分人的错误行为买单，“一刀切”式的规定，虽然能够起到效果，但对私权的践踏违背了公共伦理。
其实类似的规定，完全可以细化一些，比如在限定人数，规格设定等方面，作出明确的规定。这样一来，既保证了党员干部的正当权利，也有助于党风廉政建设。倘若将规定推向极端，过犹不及，更是一种思维的懒惰。因为这种暗含着“有罪推定”的逻辑，压缩了官员的私人空间，也是对这一群体的不公。
必须要认识到，加强党员干部作风建设，虽然离不开刚性制度的约束，但从根本上靠的是作风的内在转化，约束行为没有错，却不可矫枉过正，因噎废食。脱离实际情况的制度，出发点再好，过程也未必正义，更何况，为了整治而整治，岂不是也是一种形式主义吗？
文/张松超
来源：红网
作者：张松超
编辑：刘艳秋 实习生：朱天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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