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集中了全省最好的资源，省会城市经济总量占全省的比重一般也不低。不过，各省情况差异也比较大，中西部省份对省会的依赖度要比东部沿海高出不少。如果一个城市经济总量占到全省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则说明该城市对所在省份经济十分重要，如果超过三成，则说明依赖度较高。通过对27个省份（不含直辖市）的省会经济占比统计发现，有15个省份的省会占比超过了1/4，有10个省会占比超过了30%。其中，宁夏的银川和青海的西宁占比均达到51.6%。省会依赖度靠前的是吉林和黑龙江两个东北省份，其中吉林的长春占比达到41.2%，哈尔滨占比达到38.34%。中部的湖北武汉和西部的四川成都依赖度也比较高，武汉占比达到35.95%，成都占比达到35.4%，均超过全省的三分之一，属于典型的“一城独大”。（11月12日《第一财经日报》）
　　
　　既要依靠省会拉动区域经济发展，又不想患上“省会依赖症”，这里面的尺度究竟该如何拿捏，的确并非易事。而按理来说，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省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鹤立鸡群、一枝独秀，要说也是理所应当。假如连自己都没发展好，不仅示范效应无从谈起，更是辜负了自身所拥有的诸多先天禀赋。从这个意义上说，省会经济总量在全省占比高，未尝不是龙头效应的体现。那么，问题来了，“省会依赖症”究竟是个什么“病”，诊断的标准是啥，疗治的处方又在哪儿呢？
　　
　　应该说，无论是区位交通优势，还是对资源与人才形成的聚集效应，省会的形成，其实从来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符合区域发展的客观规律。正如城市的形成，极大的降低了交易成本，形成了更高效的分工合作，区域发展过程中对于中心城市的需求，更是客观存在。而拥有了人才优势与资源禀赋的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总量中占据较大比重，也本在意料之中。
　　
　　不过，区域中心城市形成一定的经济集中度，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任何事情其实都需有度，正如“头重脚轻”的身材，往往于健康不利，区域中心城市对于资源与经济的过度集中，也就难免对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形成负面影响。不难设想，当省会城市集中了全省三分之一甚至过半的经济总量，“一城独大”的后果与其说是对区域经济产生拉动作用，毋宁说更多起到的是挤出与吸附效应。“省会依赖症”不仅让区域中心城市因为聚集了过多的人口与经济资源而难堪重负，不得不承受更高的环境代价与生活成本，与此同时，周边城市与区域也丧失了均衡发展的机会，由此而加剧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恰恰暴露出区域中心城市的角色错位。
　　
　　那么，有着政经优势的省会，是不是就该将各种发展机会拱手相让，这里面的尺度又该如何拿捏呢？事实上，“省会依赖症”的真正症候，其实并不在于市场失灵，而恰恰缘于对市场机制的过度干预。如果省会城市确是因为自身禀赋并通过公平市场竞争而在经济总量上占优，倒也无可非议。但现实的情形却是，省会的一枝独秀，更多仰仗的恐怕是行政优势，以及更多的财政投入、公共资源以及政策优惠，尤其行政化的区域规划与发展定位，更是注定了“一城独大”的结局。只不过，如此“省会依赖症”，其本质实则是行政资源依赖症。
　　
　　而真正意义上的区域发展，相比由行政化主导，其实更需尊重市场对于资源的配置效率。具体而言，产业经济究竟选择在哪个城市和区域，区域内如何定位和分工，也更应尊重市场的选择。对于行政部门而言，除了要担当起对于公共环境与公共服务配套等相关责任之外，并不宜将手伸得过长，更不宜将自己定位为产业经济、市场布局的主导者。
　　
　　一言以蔽之，行政权力对于区域发展的主导，才是最令人担忧的角色错位，而这也正是“省会依赖症”亟待剔除的病因。
　　
　　文/武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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