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两年一度的两院院士增选工作启动，明确要求“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原则上不作为院士候选人”。专家认为，类似张曙光等官员竞选院士的现象可以受到限制，但按此规定，大学的校长也无法再成为院士候选人。（1月8日《东方今报》）
　　
　　正所谓“术业有专攻”，学术与仕途，既然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径，自然难有交集，更不会殊途同归。从这个意义上说，两院院士的增选，首次明确将处级以上官员排除在候选人之外，未尝不是向学术属性的回归。往年官员高管们纷纷竞逐院士的跨界场景，看来不会再次重演。
　　
　　应该说，将学术与仕途之间泾渭分明的加以区隔，这道“防火墙”当然不是凭空而降。现实中，学术的行政化，权力对于学术的干扰，其实违背了学术发展的客观规律。由此而生的学术GDP，甚至学术造假现象，更是极大的影响了国内的学术发展与声誉。让学术的归学术，院士增选的过程向“官而优则士”的现象说不，释放的当然是积极信号。可以设想，当官员不再具备参评院士的资格，不能依靠手中的行政权力与资源去谋求学术上的好处和称谓，学术环境和氛围无疑将更加纯粹，学术评价与院士增选的过程也将有望更加公允。
　　
　　不过，假如认为院士增选只需将官员拒之门外，行政权力对于学术的影响力便被彻底消除，院士增选便能回归学术评价本身，而不再受行政权力与资源的支配，的确也有些过早乐观。事实上，处级以上官员不得作为院士候选人，仅仅是在院士的入口去官化而已。国内的院士体制本身其实有着深厚的行政体系渊源。例如，国务院规定，中科院院士享受的医疗、乘车方面的工作待遇相当于副部级。不仅如此，在国内等级分明的学术体系中，院士无疑位于最高端，其在各类评审、申请各类重大课题时的优势，可以说有目共睹。各地方政府和院校更是给院士开出优厚的津贴、年薪和安家条件。
　　
　　不难看出，院士本身已然是一种高高在上的行政级别，不仅享有诸多行政资源，更因此而获利颇丰。如此背景下，院士增选的入口，却力图脱离这一体系，不受行政力的影响，向具备一定行政级别的候选人说不，实在是个自相矛盾的悖论。行政主导下的院士体系，究竟多大程度上能去官化，也就仍然需要打上个问号。
　　
　　此外，“学而优则仕”已然将学术之路导向仕途，优秀学术人才当上院长、校长的更不在少数，那么，假如这些人的学术贡献与水平达到了院士的层次，被排除在院士候选人资格之外，又是否公平，恐怕也值得商榷。事实上，国外大学校长当院士的并不在少数，香港科技大学校长便于去年便获选美国工程院院士。只不过，相比国内院士所对应的副部级和含金量，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美国国家科学院，不过是一家民间机构，是科学家的自治组织。作为非官方、低调的个人荣誉，自然不必也无需沦为行政附庸。而单纯的学术评价机制，反倒可以轻装上阵，并让这一荣誉本身更显分量。
　　
　　基于此，院士增选“去官化”当然不错，但仅仅是向官员候选人说不，其实还远远不够。唯有院士体系实现独立，不再依附行政资源，院士才算真正“去官化”。
　　
　　文/武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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