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在她的一本小说里写道：“少年的尴尬就在于，他们远看可能像个大人，够高也够结实……但是近看，尤其深深看他的眼睛，眼睛藏不住那种专属小男孩的怯意和不安，那种母亲一走远就想紧紧拉着裙角不放的怯意。”不管是出于法理的考量还是出于个人感情，少年人犯错的后果都不应该是仅须其个人一力承担的，他们走的歧路是其家庭、教育，乃至全社会须勉力反思的文明成本。
　　
　　14岁的少年随几个朋友去河边玩耍、游泳，在竹排船上跌落水中。接下来，一同去玩的几个孩子做出惊人之举：他们没有报警、没有施救，反而砸坏了落水者的手机并丢进了离事发现场不远的一条水沟里，还约定不将朋友落水一事告诉他人。（1月28日《广州日报》）
　　
　　幼稚生命的本能在于模仿，其抵御外在压力的原动力则来源于家庭。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最应该为少年人的欺瞒付出代价的似乎就是其家庭。然而，疏于照看只是留下了孩子发生意外的隐患，却并不构成他们在发生事故之后因为害怕而“毁灭证据”的充分理由。当家庭已然偿付了少年犯错的法律成本，事件中暴露出的问题、伤痛及其巨大的社会成本该由谁来偿付？
　　
　　寓言故事“皇帝的新装”说的是小孩子由于不懂大人世界的尔虞我诈，所以能够坦然直言人所不敢言。“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说孩子应对危机时的“策略”皆来源自对于成年人世界的想象与复制，那么他们跟谁学会的逃避事故？跟谁学会的颇具“反间谍”色彩地砸手机“毁灭证据”？我所虑者，父母是绝对不会教孩子这种“生活技能”的。
　　
　　也许将社会责任这么宽宏的概念放到十几岁的少年肩上，有些太过强人所难。但每个成熟的文明系统都会无一例外地将博大高深的责任意识细化为一点一滴的生活物语，灌输到生命成长的轨迹之中。在我们的文明里，十四岁的少年已不算幼年，古人十五岁便到了“束发之年”，所谓“我生始束发，便思万里行。”此时已经是少年人“读诗书、识礼乐”开始背诵“大学之道”的时候了。遇到危险，不求皆有司马光砸缸的机智，最起码该有及时呼救的能力。反观他们的表现，我们又不得不反问：接收了什么样的信息让他们在遇到危险的第一时间选择了“明哲保身”？
　　
　　现代化的信息手段给了我们接收新事物的便利，当我们在享受这种几乎没有什么限制的便利的同时，我们似乎很少考虑到这种程度上的便利是否同样适合于身边的少年人们。“老人跌倒扶不扶”在我们口中说来说去其实已然无足轻重，但是在少不更事的他们看来又是怎样的一幅“成年画面”？
　　
　　从来没有哪一起意外的发生是没有理由的，也从来没有哪个社会事件的责任是仅须当事人承担了账的。“这个世界归根到底还是属于少年人的”，少年事无小事，这不是一条大而化之的规定就能够解决的，也跟一本金科玉律式的教科书没有太大关系，少年人的生活处处都是成年人的影子，如果不是每个成年人至少要求自己为少年人维持一方接触公序良俗的净土，所有的辛劳、苦劳恐怕最后都是徒劳。
　　
　　文/宋祖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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