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监管干部在“八小时外”的表现，南京将对其建立“特别监督档案”。南京市委2月2日公布了《关于防止干部选拔任用中“重能轻德”的若干规定》，要求领导干部如果婚变、子女配偶移居国外，必须在5天内向组织书面报告。（2月3日《扬子晚报》）
　　
　　监管干部，八小时内和八小时外同样重要。因为，干部作为政府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人员，他们必须让渡一部分权利和隐私。南京设立“特别监督档案”，监督范畴从重视岗位的“能”扩大到隐私范围的“德”，比如，家庭房产和财产申报，个人婚姻出现变化，或者配偶子女移居情况，就是为了全天候全方位监督领导干部，在提拔任用干部时也是重要参考。
　　
　　只是，“特别监督档案”的监督模式，在实施中可能会出现各种不足，可能会引发民众的疑虑。
　　
　　其一，作为上级的组织，进行的是自上而下的监督，意味着谁官大谁的监督权力就大，官小监督权力就小。这样，规定确实监督了大部分干部，让他们有所忌惮，但同时又保护了少部分位高权重的干部，这部分人本该是监督的重中之重。比如，南京市前市委书记杨卫泽和前市长季建业，落马前谁敢对他们进行八小时内外的监督？
　　
　　其二，这也是党政机关进行的内部监督，容易出现“罚酒三杯”的情况。尽管规定要求干部汇报自己的一言一行，但是这都要靠干部的自觉，因为总有人没汇报也没被查出来，内部监督又容易“法”不责众。比如，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后，“裸官”怎么可能暴露自己呢，必然会百般遮掩。
　　
　　其三，尽管干部八小时外应当接受监督，但被监督事项也包括个人的私事，这侵犯了干部的权利。比如干部个人的婚变，是家庭内部的私事，涉及两人的情感问题，现在又不是恋爱结婚生育都需要单位批准的时代，无需书面报告，在这件事上民众也会替干部“鸣不平”。因为，干部的八小时外应当由社会进行监督，组织不应该管得过宽，越俎代庖用权力监督代替权利监督。
　　
　　“特别监督档案”的效果恐怕不能尽如人意，因为纸面上的规定要想落到实处，来自干部群体尤其是既得利益者的阻力不小。内部监督毫无破绽，外部监督漏洞百出，最后很可能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事倍功半。“特别监督”效果再好，也不能代替民众自下而上的监督和社会的外部监督，否则就是“婉拒”民众雪亮的眼睛。
　　
　　故此，南京对科级以上干部的“特别监督”，得分清楚公私的界限，不能习惯性越权。同时，自上而下的监督得跟自下而上的监督结合起来，内部监督也必须和外部监督联手，而这意味着对干部的监督必须遵循透明政府的路径，比如建立权力清单，实行官员财产公示。唯有如此，才能让权力在阳光运行的同时，让干部个人隐私不受外力侵犯，各得其所。
　　
　　文/赵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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