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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档案、履历造假之事，近来时有曝出，而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则多是在组织内部进行，如对造假者给予纪律处分、免职等。但如此处理，有意或无意忽视了法律问题——档案造假涉嫌伪造国家公文、证件、印章罪。以“米脂县委农工委调入府谷县委农工部”的杨治华的档案来说，如果是假的，则可能涉及伪造，要么伪造了国家机关印章，要么是伪造了公文。即便经过了一定的“组织程序”，并不能改变伪造的性质。
老百姓因在大街上买假公章、假证件被抓到，是要追究刑责的。如2013年，一位北漂母亲为了孩子能在北京上小学，在大街上买假公章被抓，后被送上法庭。老百姓在大街上买卖假章假证，与官员伪造公章和公文，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要说不一样，只是官员身在组织内，“有资格”违反组织纪律，而老百姓则无此资格。事实上，正是以纪代法的惯性思维作祟，荒谬流行久了，反倒误以为天经地义。
同样的法律，责民严，责官轻，该如何解释？并且，干部档案造假要比百姓为儿读书买假公章的性质恶劣得多，社会影响及危害性也更大。这究竟是价值取向的问题，还是体制内执法的尺度可以随意，抑或是人治思维太过浓厚？
或许，档案造假问题不便深究的原因是牵扯者众，因为它不是一两个部门可完成的，追究起来或会“拔出萝卜”带出太多的“泥”？这是不是伪造档案从不追究法律责任的原因之一呢？著名的石家庄“骗官书记”王亚丽，最终获刑14年。奇怪的是，对这个“骗官书记”的量刑，没有一条与“骗官”有关。等于说，如王亚丽不涉及冒名争夺其“干爹”财产等问题，都不会站到被告席上。
目前，根据国家统一部署，各级组织部门正对干部人事档案展开系统专项审核，向档案造假乱象“亮剑”。但能否依法追究档案造假的法律责任，则检验着法律公正、社会公平，特别是依法治国的姿态。府谷县这起干部档案造假事件，希望不要仅以追究违规违纪结局。
来源：羊城晚报
作者：马涤明
编辑：夏熊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