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层层推责放权遭遇“躲猫猫”，手续齐全给厂房办产权证，没想到各个部门谁也不愿签字，最后竟然把事推到区长头上，一位企业负责人感叹道：“他们不是想揩油收礼，而是都怕担责任。他们不紧不慢，我被逼得团团转。”不仅如此，不少职能部门“慢作为”“不作为”，会拿一些规定不明确的文件作为“挡箭牌”……（3月30日《经济参考报》）
　　
　　简政放权，本来是要通过精简办事程序，使下级政府职能部门能够有更多的权限来解决群众办事难、办事繁的问题，但在简政放权过程中，群众却感觉到现在办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但离真正的“方便”还有一定的距离，简政放权的“最后一公里”却由于怕担责、不担责而被阻碍在路上。这是与党中央、国务院要求的简政放权的初衷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
　　
　　出现“怕担责”现象不外乎几个原因：一是当前的反腐败斗争和净化政治风气带来的影响。这个影响不是说反腐败斗争和净化政治生态有弊端，恰恰相反，这些活动让那些乱作为之人倍感压力。他们本来手中有权，掌握着很多的社会资源，当着官老爷，心中爽着呢，经过简政放权，让他们放弃手中的权力，对他们来说本来就是件痛苦的事情。现在权力下发了，还要他们承担责任，他们肯定是不愿意的。在他们看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自己又没有审批权，为何要承担这个责任？
　　
　　二是事权与财权下放不配套。一些事项原来是上级部门在负责审批，现在交到了下级部门，让他们去审批这些事项，但真正的资源却并没有完全下放，下级只有审批的权力，没有使用资源的权力，这个事项的关键还是被上级部门卡着，这样的审批，审批得越多越快得罪上级部门越多，最后给你小鞋穿，让你是有苦说不出。因此，遇到审批事项时就向上推，向领导那里推，造成群众还是一样的办事难、办事累。
　　
　　三是业务不熟、工作量增大造成审批困难。一些事项本来是上级部门负责在审批，下级部门抓好落实就行了，现在把权力下放到下级部门去审批，由于才开始时间不长，业务相对不熟，不敢去主动作为，再加上工作量的增大，基层部门既要当运动员又要当裁判员，还要当监督员，一职多能，使基层事项成倍增加，上面千条线，下面针一根，所有的事项归到基层都只有几个人在办理，权力下放，线多了，针眼却没有改变，怎么可能提高效率？
　　
　　四是激励机制作用发挥不明显。在当前国家反腐败斗争下，基层的很多激励机制相继取消，干多干少一个样，甚至事情干得越多越不讨好，因为干得多出错的几率也增大，最后不干事的人相反还有更多好评。在这样的机制下，出现不作为、慢作为现象肯定不可避免。要使不作为、慢作为没有市场，使所有人都能够动起来，敢于担责、勇于担责还必须要有一套良好的激励机制才行。使有为者有位。
　　
　　要解决“怕担责”问题，关键还是要解决人的思想问题和相关配套制度的落实问题。一是要树立危机意识。让那些占着位子不干事的人有危机感。特别是那些简政放权后的部门，不让能他们没有事干还在背后搞小动作。要让他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发挥出他们应有的作用。如事项审批权下放后的指导和监督权等等，要让他们有事做，还要能够把事做好。要定期对他们进行考核，使有为者有位。对那些权力下放后已经基本没有事做的部门单位，该撤并的撤并，该精简的精简，不能让那些不干事的人成天无所事事，不想担责还利用财权进行吃拿卡要。
　　
　　同时也要建立严格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对工作干得好，愿意干工作又能够干成事的干部要大力提拔和使用，对墨守成规、不思进取而又大权在握的干部，要通过严格的考核逼迫他们去干事，对干得好的奖励，对干得不好的进行处罚，使人人都有创先争优的意识，如此才能调动最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使“怕担责”现象得到根除。对那些工作干得多，容易出错的干部也要辩证看待，能够使用的要大力使用，对不讲方法、一味蛮干的要坚持阻止，他们事干得越多危害性越大。
　　
　　最后是要做到真正的放权。特别是那些被简权的部门和单位，不能因为有些利益可沾就一直抱着不放。不但要把权力下放，更要把相关配套资源也下放，使下面的部门和单位真正能够放开手脚进行大胆工作。但也不能一放了之，还要做好指导和监督职能。只有找事做、做成事的部门和单位才有存在的必要，如果什么都不想做，什么也不会做，把自己的职能放弃掉，这样的部门迟早一天会被精简撤销掉。
　　
　　“怕担责”是一种病，是工作魄力不足、能力不足和经验不足的具体体现。只有树立危机意识、建立考核机制、设立激励机制三者合一才能解决问题。作为党员干部，也必须有干事创业的雄心壮志，才能把工作做好做实。任何消极怠工和不负责任的思想都是对自己、对国家、对人民群众不负责任。坚决不能让“怕担责”成为简政放权的拦路虎。
　　
　　文/图八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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