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警出警返回途中，遇见骑电动车的两名老人摔倒在地，连忙上前询问伤情，没想到摔倒的老人却一口咬定是为了避让警车才摔伤。民警忍受着被老人冤枉的委屈，依然把两名受伤老人送到医院救治。幸好路边的监控视频拍下事发经过，还了民警清白。证据面前，老人不得不承认是因为不想负担医疗费而冤枉民警。事发后，老人被“放行”。（4月15日《福州晚报》）
　　
　　这似乎是一个老套的讹诈故事：老人倒地——路边人好心扶起——老人讹诈——监控澄清——老人回家，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而这一次稍有不同的是，这次被讹诈的主角是警察。无论是警察还是其他好心路人，遭遇这样的尴尬，内心估计都不会好受，谁也不想成为那个被讹上的人，但谁又能保证每次都能幸运地遇上“路边的监控视频拍下事发经过”呢？老人说是因为不想负担医疗费而冤枉民警，老人的个人难处当然可以去理解，只是，为了规避风险，就要让施救者去承担，这样的逻辑未免也太让人寒心了，而且，居然连警察都可以去讹诈，此中的有恃无恐也就可见一斑了。
　　
　　当扶不扶成为一个让人两难的选择，事实上，这并非意味着道德的滑坡，换句话说，扶不扶已经不是一个泛道德化的问题。而由此再来审视对讹人老人的“放行”，这同样不是一个泛道德的问题，老人作为弱者的存在，当然是需要去体谅和照顾，但是，当这种体谅和照顾被恶意消解，甚至是让好心者遭遇利益上的侵犯，那么，规则的刚性应该要超然于道德伦理之上，以刚性的纠偏让这种泛滥的乱象得以制止。换句话说，应该从制度救赎的层面，让好心不被伤害，让好心者能敢于继续做好事。
　　
　　再者说，作为执法力量的警察，面对这种明显有违社会法纪的行为，更应该担负起纠偏的角色，让讹警老人依法接受法律的惩戒。轻易地“放行”，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对这种讹人行为的放纵。当然，当地警察的这种行为是否涉嫌渎职，可以两说，但是，基于这样的现实考量，放行讹警老人实在殊为不妥。
　　
　　而从一个更宽泛的视野来看，讹人老人之所以屡屡“被放行”，恐怕也与法律建设的滞后有一定的关联，虽然在法律上有诬告陷害罪的说法，但老人的讹人行为并不构成这种罪名，而从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可能也难以找到与此相关的明确法条。
　　
　　于此而言，当下另一个需要提上日程的事情是——需要一部相关的法律条文，既要让好人可以在法律路径内免责，也要让讹人者及时受到法律的制裁。法律的惩戒，并非要让本就孱弱的老人遭遇不人道的惩罚，而是通过惩罚，以匡正法纪，形成事实上的震慑力量，让这种肆无忌惮的讹人行为有所收敛。纵观全球经验来看，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做出了不少的示范，在法律条文中对讹人者有明确的惩治内容，对无偿救助者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援助。
　　
　　文/高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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