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4月18日发表述评报道，分析近年来时有发生的官员因抑郁者等心理疾患自杀事件。报道援引来自媒体的不完全统计称，2003年8月底至2014年4月初被各级官方认定为自杀的官员有112人。报道认为，作为一种高发的现代心理疾患，抑郁症在工作压力更大、人际更为复杂的公务员系统中，可能更为突出，建议在机关内部建立科学的心理咨询和测试体系，加强对公务员的心理健康教育，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舆论生态。
　　
　　抑郁症确实是一种高发的心理病患，在欧美国家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有很高的发病率，我国抑郁症研究和干预起步较晚，但从有关机构此前披露的情况看，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也出现了与欧美日相似的普遍社会紧张，相当一批社会成员成为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的受害者。
　　
　　迄今为止，抑郁症患者所面对的社会生态仍然不容乐观，仍可能面临较为普遍的社会歧视。许多人将抑郁者、忧郁情绪等同于心理承受能力不强、情感脆弱，甚至进行错误的道德宣判，引为人品、品质不可靠的代名词。这使得抑郁者患者不愿、不敢寻求专业医疗机构和专家帮助。
　　
　　据此，笔者以为，应当将应对治疗抑郁症等心理疾病、精神疾患更好的纳入公共卫生方案，加强相应的科普宣传，完善大中小学各级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立足社区推进心理健康关怀。事实上，也唯有如此，才可能通过长期努力让抑郁症等心理疾病、精神疾患“洗脱”社会成见赋予的恶名，增强社会的包容度。
　　
　　按照报道援引的数据，2003-2014年的11年间，全国有112名官员选择自杀，其中不少个例正反映为当事人无法承受抑郁症等心理疾患的压力，身心俱疲，最终选择以极端方式终结自己的生命。这个数据显然有所遗漏，并不完整，但即便将数据进行部分上调，除以这期间财政供养的公职人员总人数，再除以11年这个年度基数，得出的自杀率会大大低于社会自杀率（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2》，2011年，城市和农村自杀率分别下降为5.28/10万和9.28/10万）。事实上，中国社会中，因为心理疾患等因素，相对而言最可能选择自杀的群体出自农村。
　　
　　也就是说，“作为一种高发的现代心理疾患，抑郁症在工作压力更大、人际更为复杂的公务员系统中，可能更为突出”，本身是很难成立的一个推论。什么职业、什么年龄，没有心理压力，可能绝缘于心理疾病、精神疾患呢？公职人员群体因为种种因素，陷入较大压力，并因此滑入亚健康状态，这个问题确需引起重视，但无需进行不切实际的夸大，无需为之单独提供某种咨询和测试机制，也毫无必要专门提出要改善舆论生态。公职人员没那么娇贵跟脆弱，况且这个群体、这样的职业身份接受舆论监督和批评完全应当。
　　
　　本文已经提出建议，将抑郁症在内的主要心理疾病、精神疾患的应对治疗纳入公共卫生方案，面向全社会开展普及宣传和教育。实际上，如果将公职人员单独提出来，说成是心理疾病、精神疾患的主要受害对象，既与基本事实相悖，还将起到恶化公职人员舆论生态的反作用。
　　
　　已故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研究专家托尼·朱特在遗作《沉疴遍地》一书中就指出，当代社会存在远超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收入、财富、教育和生活等机会不平等，代际流动几乎彻底崩溃，“绝大多数人的经济弱势，意味着健康欠佳、失去教育机会，和越来越严重的众所周知的抑郁症的症候：酗酒、肥胖症、赌博和未成年人犯罪……焦虑和压力，更何况疾病和早逝，经常接踵而至”；伴生的问题还包括触目惊心的“婴儿死亡率、寿命、犯罪、监狱人口……少女怀孕、非法使用毒品……”这些是抑郁症等心理疾病、精神疾患高发的根源。
　　
　　很显然，要从根本上减少托尼·朱特说到的“遍地沉疴”，恰恰需要公职人员本着使命感和责任心，积极履行本职，推动经济和社会问题获得公平公正的解决，让更多人摆脱抑郁——在此过程中，相信勉力为之的官员会走出抑郁情绪。从伊壁鸠鲁到罗素，很多哲人都说过，追求至善，寻求意义，才可能让人获得幸福。
　　
　　文/郑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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