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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抑郁症需要专门关爱吗?

来源:红网 作者:郑渝川 编辑:夏熊飞 2015-04-19 00:03:19
时刻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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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4月18日发表述评报道,分析近年来时有发生的官员因抑郁者等心理疾患自杀事件。报道援引来自媒体的不完全统计称,2003年8月底至2014年4月初被各级官方认定为自杀的官员有112人。报道认为,作为一种高发的现代心理疾患,抑郁症在工作压力更大、人际更为复杂的公务员系统中,可能更为突出,建议在机关内部建立科学的心理咨询和测试体系,加强对公务员的心理健康教育,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舆论生态。
  
  抑郁症确实是一种高发的心理病患,在欧美国家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有很高的发病率,我国抑郁症研究和干预起步较晚,但从有关机构此前披露的情况看,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也出现了与欧美日相似的普遍社会紧张,相当一批社会成员成为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的受害者。
  
  迄今为止,抑郁症患者所面对的社会生态仍然不容乐观,仍可能面临较为普遍的社会歧视。许多人将抑郁者、忧郁情绪等同于心理承受能力不强、情感脆弱,甚至进行错误的道德宣判,引为人品、品质不可靠的代名词。这使得抑郁者患者不愿、不敢寻求专业医疗机构和专家帮助。
  
  据此,笔者以为,应当将应对治疗抑郁症等心理疾病、精神疾患更好的纳入公共卫生方案,加强相应的科普宣传,完善大中小学各级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立足社区推进心理健康关怀。事实上,也唯有如此,才可能通过长期努力让抑郁症等心理疾病、精神疾患“洗脱”社会成见赋予的恶名,增强社会的包容度。
  
  按照报道援引的数据,2003-2014年的11年间,全国有112名官员选择自杀,其中不少个例正反映为当事人无法承受抑郁症等心理疾患的压力,身心俱疲,最终选择以极端方式终结自己的生命。这个数据显然有所遗漏,并不完整,但即便将数据进行部分上调,除以这期间财政供养的公职人员总人数,再除以11年这个年度基数,得出的自杀率会大大低于社会自杀率(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2》,2011年,城市和农村自杀率分别下降为5.28/10万和9.28/10万)。事实上,中国社会中,因为心理疾患等因素,相对而言最可能选择自杀的群体出自农村。
  
  也就是说,“作为一种高发的现代心理疾患,抑郁症在工作压力更大、人际更为复杂的公务员系统中,可能更为突出”,本身是很难成立的一个推论。什么职业、什么年龄,没有心理压力,可能绝缘于心理疾病、精神疾患呢?公职人员群体因为种种因素,陷入较大压力,并因此滑入亚健康状态,这个问题确需引起重视,但无需进行不切实际的夸大,无需为之单独提供某种咨询和测试机制,也毫无必要专门提出要改善舆论生态。公职人员没那么娇贵跟脆弱,况且这个群体、这样的职业身份接受舆论监督和批评完全应当。
  
  本文已经提出建议,将抑郁症在内的主要心理疾病、精神疾患的应对治疗纳入公共卫生方案,面向全社会开展普及宣传和教育。实际上,如果将公职人员单独提出来,说成是心理疾病、精神疾患的主要受害对象,既与基本事实相悖,还将起到恶化公职人员舆论生态的反作用。
  
  已故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研究专家托尼·朱特在遗作《沉疴遍地》一书中就指出,当代社会存在远超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收入、财富、教育和生活等机会不平等,代际流动几乎彻底崩溃,“绝大多数人的经济弱势,意味着健康欠佳、失去教育机会,和越来越严重的众所周知的抑郁症的症候:酗酒、肥胖症、赌博和未成年人犯罪……焦虑和压力,更何况疾病和早逝,经常接踵而至”;伴生的问题还包括触目惊心的“婴儿死亡率、寿命、犯罪、监狱人口……少女怀孕、非法使用毒品……”这些是抑郁症等心理疾病、精神疾患高发的根源。
  
  很显然,要从根本上减少托尼·朱特说到的“遍地沉疴”,恰恰需要公职人员本着使命感和责任心,积极履行本职,推动经济和社会问题获得公平公正的解决,让更多人摆脱抑郁——在此过程中,相信勉力为之的官员会走出抑郁情绪。从伊壁鸠鲁到罗素,很多哲人都说过,追求至善,寻求意义,才可能让人获得幸福。
  
  文/郑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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