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安枪击案的视频虽已公布，但公众的疑虑并未就此平息。视频公布前，公众所诉求的主要是事实和真相，而视频公布后，公众的疑虑则转向对于枪击事件具体细节的讨论。但无论是在前一个阶段，还是后一个阶段，公众一直都在充当审判者的角色，对双方的是非善恶不吝作出个人的审判。
　　
　　实际上，不但是公众，当地政府也是如此。枪击案发生后的第二天，当地即派出副县长高调慰问当事民警，以实际的行动宣示了官方的审判结果。而与公众一样，政府部门也没有权力对开枪一事做出是与非的宣判。
　　
　　但就这一事件而言，现场存有大量的视频资料，周围目击证人众多，对警务人员枪支的使用，国家也有明确的规章制度。这些足以支撑起一起明明白白的诉讼，足够司法机关作出明确的判决。在这一事件中，强制使用得当与否，与其说是一个道德、政治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法律问题。就此而言，将法律问题交给法律，也许更合适。
　　
　　我们固然不能放过每一个坏人，但我们也不能冤枉每一个好人；对于公权力的暴力滥用固然要警惕，但是共同体必须也要赋予公权力必要的暴力手段。这是国家共同体由以建立的基本需要，也是维系社会稳定秩序的必要条件。而在现代社会中，好人与坏人的基本界限就是是否遵守法律，公权力暴力必要与否的底线也是法律。所以将法律问题交给法律，才能免于无谓的道德争论与意气之争，才能荡涤附着于其中的利益底色，才能建立全社会的真正共识，也才能在权力的滥用与必要的暴力之间划清一条界限。如果撇开即有的法律于不顾，每一个人都从自身的情绪与道德判断出发，而公权力部门也从自身的政治需求出发，在司法审判尚未开展时做出自己的前置审判，观念的冲突与对抗也就无可避免，而社会也必将陷入失序的混乱中。
　　
　　但现实情况是，我们社会太容易将法律问题转化为道德问题、政治问题。原本通过司法程序即可以厘清的问题，非要诉诸道德判断与政治决断，由此埋下了公众与政府部门互不信任的种子。
　　
　　将法律问题交给法律，并非“和稀泥”、“息事宁人”，而是建构起全社会法治共识的基本要义，也是避免因道德和政治判决而造成社会混乱与分裂的唯一途径。古今中外，以政治斗争替代法律问题所造成的巨大危害自不待言，而以道德判断取代法律审判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也所在多有。而法律与司法则不一样，“司法的伟大目的，在于以权利观念代替暴力观念，并在政府与物质力量之使用中间，设置一道法律屏障。”（托克维尔语）这不是假意的“理客中”，而是对于“法治”的吁求。
　　
　　法治，不仅需要公权力一方的节制，也等待着民众的合作。而法治的“落地”也是显现在每一个个案中，体现在法律案件能否交给法律，司法机关能否做出符合法律规定的判决，而这样的判决能否得到官方的遵循与社会的认可。
　　
　　文/岳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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