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上午，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院发生一起故意伤害案件，该院放疗科一医生在电梯口被一名鼻咽癌患者泼汽油大面积烧伤。院方介绍，被烧伤的医生覃某烧伤面积达30—35%，其中3度烧伤达15%。主要集中在头、面、颈、前胸、后背及双上肢。烧伤的特性决定了在48到72小时内，覃某仍可能有生命危险。（6月16日中国新闻网）
　　
　　据统计，从5月28号到6月7号，短短的10天时间内，我国连续发生了9起伤医事件，多名医护人员受到了伤害。对此，一直被简单称之为“医患矛盾”，而由此引发的社会反响也带着明显的立场先决。面对伤医事件日趋频发，如果再就事论事，在善后处理上满足于根据当时的是非对错，用相应的法律法规去解决，而不去从深层次剖析，那么，医生几乎成了一种“高危行业”，并非危言耸听。
　　
　　如果没有连续发生的伤医事件，说医生几乎成了一种“高危行业”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所谓的“高危”，并非来自病菌或病毒，而是可能受到患者或患者家属的故意伤害。然而，医生作为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理应成为患者的恩人，即使把医患关系纳入总体社会关系，在正常情况下，也应该是最不容易发生矛盾和冲突的。这是由于在医患关系上，患者是有求于医生的，这完全不同于其他隐含着利益计较的人际关系。
　　
　　然而，医患矛盾却呈现了愈演愈烈的局面。对于这种反常现象，运用一句医疗术语，是到了需要做“病理解剖”的时候了。恶性伤医事件就像一颗难治的毒瘤，而现在往往只是在恶化时才采取措施，对其成因且很少做仔细的剖析。如果不解开这个症结，所有的防措施都可能不是对症下药。
　　
　　就像这起恶性伤医案件，不知在后续的调查中能不能给出相关的情由。笔者强调对恶性伤医案应进行“病理解剖”，并非为了落实相关个案的责任，而是想在对个案的“病理解剖”中，找到“发病”的原因。在此案中，目前只知道实施故意伤害的是一名鼻咽癌患者，这必然让人猜测他可能已经接受过相关的治疗。那么，这个治疗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否则，公众只能凭经验和猜测，并因不同立场上的先入为主，形成舆论对势，把一起在法律意义上明确的故意伤害事件，在众说纷纭下失去了对社会应有的警示作用。
　　
　　对恶性伤医案应进行“病理解剖”，其直接意义看上去只是对个案处置的依据，但通过对伤医事件的起因和细节的调查和分析，就不难看出属于医院方和患者的问题。事实上，从“送红包”暴露出的患者对医生的讨好，到患者对医生下狠手，这种在医患之间弱势和“强势”的角色转换，必定存在着不合情理的具体细节。这些不合情理的细节，到底是院方太无情，还是患者太无理，应该对每起个案加以厘清和公开。
　　
　　不然的话，如果院方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上掩盖矛盾，公众根据自己的就医体验加以判断，实则是在一次次夯实医患矛盾“合理性”，也会让某些无法避免的医患矛盾，让患者带着这些成见而小事化大。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的公共关系中，如果医患关系失去了起码的相互信任，甚至带有成见，一旦有关性命出入，后果必然更加严重。因此，对恶性伤医案应进行“病理解剖”，这既有助于给医患矛盾对症下药，也有利于当前医疗改革的制度设计。
　　
　　文/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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