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州市交委会同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集中约谈滴滴快的、优步、易到、星星、AA等网络约租车平台企业，要求“立即抓紧清理”外地专车。对此，有专家认为“约谈行为”及“要求限外”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广州若想真正实现对外地网约车辆的限制，仍然需要相关政策及法律的支持。（12月22日《羊城晚报》）
　　
　　应该说，广州市交委此次约谈的目的，在于限制一应租车平台“网约”外地车，而其背景缘于应对城市道路拥堵的现实压力。但各大租车平台似乎对此并不太“买账”：据悉，除了易到用车已主动限外，其余专车平台尚暂无动作。至于后续市交委是否会依言对上述平台施以“重罚”，目前还不得而知。
　　
　　不过，即便各网约平台一切照旧，市交委的“重罚”恐也难出手：就眼下而言，全国性的互联网专车统一管理办法并未出台，广东省乃至广州市亦没有一项法律或政策支持“限外”。因而，“重罚”或于法无据将明显违规。而且，在诸网约平台并未违规的情况下，市交委的约谈显然并不具“前提”。换句话说，缺乏法理依据的“约谈”，甚至存有越权干涉平台内部事务之嫌，有违依法行政的要求。
　　
　　尽管有关部门“限外”也有诸多理由，但似乎并不能让人信服：譬如，“广州本市尚且‘限牌’，若任由外地车穿行，对本地人来说太不公平。”其实，这是两码事，譬如，在广州市早前实行生育“一胎化”期间，难不准就不允许少数民族地区的“多生”子女进入广州么？显然，此理由并不成立，更不可因此地域观念而将“限外”演变成了“排外”。
　　
　　至于“限外”是否对治理拥堵有帮助，目前还存有争议：有专家认为，广州城市道路拥堵主因在于人多，而非车多，因而治堵应着眼于人，而不是车。前一阵推行“限牌”收效甚微，就是例证。诚然，此说是否在理，有待考证。但笔者认为，即便必须实施“限外”，也应周密论证，而不应草率行事。
　　
　　而市交委所谓“政府职能部门应当走在法律的前面”一说，就更值得商榷了：笔者以为，所谓“走在法律的前面”，应当是事前充分的调查、论证，为制定法律提供依据，而不是先于法律超前“出招”。说明白一点，这不仅涉及某次行政作为的正确与否，更是能否依法行政的分水岭。尤其是在依法治国的今天，这种意识更不可或缺。
　　
　　显然，对于缓解广州市道路交通的拥堵状况，专车“限外”即便是有益之举，但在“法无授权即不可为”的眼下，广州市交委最应该做的，是着眼于踏踏实实的调研，从而用卓有成效的工作，去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及实施，而不是违规超前“限外”。或许，这才是明智之举。
　　
　　文/徐甫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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