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人专门统计过，在12位落马官员的忏悔书中，有10名干部以“我是农民的儿子”“我出生在贫困家庭”开篇，讲述自己的落马历程。前不久，更有落马干部直言“我对钱过分看重，是因为穷怕了……”

　　辛辛苦苦从贫寒中走上领导干部岗位，他们在别人眼里是“山沟里飞出的金凤凰”，然而最终却以一副守财奴的形象锒铛入狱，难道“贫寒的过去”竟是“干部落马”的推手？

　　老话常讲，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事实上，翻看这些穷苦家庭里走出来的落马官员，哪一个不曾寒窗苦读，哪一个没有争气奋进，哪一个没有想过出人头地、改变生存环境的渴望？可以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贫寒的过去”曾给他们忧患意识，深深地激励着他们要积极进取。

　　然而，当摆脱贫寒，尤其是一朝大权在握，有些干部便不再甘于清贫，在背叛党纪国法的道路上表演着花样敛财的技巧。不可否认，越是经历过饥寒交迫的人，往往在物质上越缺乏安全感，哪怕已无返贫的可能性。仍旧对“贫寒的过去”心有余悸，这是人之常情，但这绝不是贪污腐败的借口。说起来，从穷小子转变为干部后，生活要幸福得多了，如果能内心知足、用心做事，踏实肯干拼出实绩，既是对“贫寒过去”的慰藉，也是对组织培养的感恩。然而，仍有部分干部抱着“宁可撑死也不饿死”的心态，把金钱作为唯一的安全感，把才智用在享乐上；有的则觉着过去吃糠咽菜受了不少罪，如今吃点喝点拿点是对当年清苦的补偿，无可厚非、应当应分。

　　如果不是带着这种错误的心态去回忆“贫寒的过去”，或许，这些干部也不至于深陷欲壑。回忆过去，谁都会庆幸自己当初的努力，然而需看到，干部为官虽离不开个人的奋斗，但更离不开组织的培养。正如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写道“臣本布衣，躬耕于陇亩，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个人的才智纵然关键，但“知遇之恩”也尤为可贵。身为干部，进了组织的门，就当心存感激，时刻为组织所需着想，当个好干部，而不是把从政为官全部归功于个人努力，带着“苦日子终于熬到头”的思想，用手中的权力为个人私利开道。

　　再者，常言道“同病相怜，同忧相救”。这些从贫寒中一路摸爬滚打过来的干部，往往最能理解劳苦大众的心情，贫困者那种对好干部的盼望，他们最能感同身受，所以，当他们摆脱贫困走上领导干部岗位时，最应该为底层群众抱以同情、施以援手，用手中的权力，为尚处贫寒的群众送去温暖。就像北宋时期的范仲淹，虽然也是一个年少时“穷怕了”的人，但为官之后无论得势还是失意，无论当京官还是戍边疆，范仲淹从未想过对“贫寒的过去”进行补偿，书上说“其妻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又曾设“义庄”（相当于今天的养老院）于里中，以赡养那些无依无靠的老人。同样出身寒门，范仲淹关怀民瘼，清贫自律，被王安石称为“一世之师”。

　　“贫寒像凛冽的酒，喝过才敢提着虎拳，往世上走”。只是，当我们回忆起“贫寒的过去”时，当带着正确、健康的心态，既知“贫寒”曾给自己动力，是一笔财富；又明白那是一种提醒，告诫自己“为官一任当造福一方”，倘若苦尽甘来便肆无忌惮，那么这坛“凛冽的酒”便会使人麻醉，让人跌倒。

　　文/孙金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