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红网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参赛作品

　　又是一年万圣节。关于中国人该不该庆祝洋节，观念市场上一直有种胶着的争执。值得庆幸的是，争论越来越能在文化比较的视域下进行，那种谈西方风俗即风声鹤唳、视洋节为文化入侵者的狭隘心态越来越没有了市场。

　　洋节的“敌人”嫌疑是排除了，但在文化交往中，其实还有三位“敌人”值得注意。

　　第一敌，当属差别对待的分裂态度。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心态：闻洋人过春节则喜出望外，见国人过洋节则哀叹唏嘘；建孔子学院是输出文明，庆圣诞万圣是崇洋媚外。我有时也不能免俗，不自觉地就会摆出差别对待的分裂态度。这是一种朴素的民族本能使然。

　　朴素的民族本能是无国界的，我们有，别人也有。在《文明冲突论》中，亨廷顿显眼地把中国文化列为未来文明冲突中最可能“惹麻烦”“致威胁”的一种，这种突出强调让中国读者感到很不适。其实，亨廷顿的有色眼镜，和我们过去那种“谈洋节色变”的习惯是同质同构的。因此，需要尝试着用理解的心态，去弥合差别对待的分裂。既要改改那种一闻到西洋味，就警觉地怀疑外国文化入侵到家门口的心态，也要改改那种一看中国红飘到国外去，就喜不自胜地觉得向世界人民传递了文明福音的虚妄。在自卑与自大的两个极端之间，寻找到一种自重、自如的折中位置。

　　第二敌，是缺乏基本的价值观自信。

　　有学者认为，简单判定热衷过洋节为“崇洋媚外”，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其实我们缺乏的不仅是文化自信，价值观自信也很薄弱。

　　经常被人们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叫做“三观碎了”，它几乎已经成了取之即用的惯常反应。明星分个手，价值观碎了。曝出个雷人雷语，世界观塌了。三观就跟苏打饼干一样，一碰就成渣。其实那只是一种表达夸张讶异的文学修辞，现实中没那么容易被撼动。公众的价值观不是靠过节形成的，也没有脆弱到过几个洋节就发生塌方式的动摇。

　　别看文化卫道士和开蒙探路者们争得那么厉害，其实民间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万圣节受到的那番热捧——网上出现各种化妆攻略、全家老少兴致勃勃制作南瓜灯，清晰地告诉我们民意的向度。与其说是民众襟怀的拓展和视野的开阔，不如说是民趣的流淌和释放。他们比一切搬弄文化概念的学者都清楚自己的感受。在庸常繁忙的工作中，只要寻得松弛的开口，就会宣泄、释放，这是蛰伏在每个人身心深处的朴素愿望，与文化国界无关。

　　在新闻中我注意到这样的细节：幼儿园让孩子们敲门去要糖果、做南瓜灯，但特意免去了装鬼吓人的环节，为的是不让孩子产生恐惧感。这说明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人们有基本的辨识度、免疫力和筛选意识，早就不是那种见什么都学、西方什么都好的全盘模仿阶段了，应当由基本的价值观自信。

　　第三敌，是人为设定的非此即彼。

　　在以中西节日为核心的争论中，人们经常不自觉地陷入一种“虚假两难”的境况。好像过了洋节，势必会侵占原本可以投注在传统节日上的精力和注意力。我认为在节庆的问题上，不存在“只能爱一个”的排他性。要知道，我们对敲门讨糖果、雕刻南瓜灯的热情，是被一种新鲜玩法从无到有激发出来的，而不是从对灯笼、对联的喜爱中分割、搬挪出来的，前者抵消不了后者的魅力。

　　虚假两难的典型标志是逼着人们在两种并不互斥的选项中做出取舍。逗孩子时，我们常问“爸爸好还是妈妈好？”孩子意识不到这种虚假两难的逻辑谬误，故而有童言无忌的趣味百态。在探讨洋节的问题上，明明可以共存的现象，非要做出唯一的选择，人为地将中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对立起来，视彼此为敌，结果必是闹出孩子般的笑话。

　　在国人的文化观念中，素有着一种“东方为我，西方为你”的差异情结，但很少使用“我们”这等称呼。视西洋节日为文化入侵者的人也好，强调西洋节日具备可取之处的人也好，其实都弄错了靶子。我们真正的敌人，不是地球另一半的节日风俗与意识形态，而是将完整世界人为切割成东西两半的那把刀，是那双握着锋利切刀的手。

　　文/王昱（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