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陕西神木县、郑州市金水区等地在宣传标语中出现其他地名“穿越”的情况。陕西神木县街头的文明宣传标语，开头第一句话竟是“爱国爱家，爱我长沙”。宣传标语的48个字与3年前长沙市发布的文明公约完全相同，被网友称之为“神木爱长沙”。一些基层的文件材料、领导讲话、宣传标语大量雷同，抄袭成风。所谓“传递式”发文、“共享式”写作频频出现。（12月26日 新华社）

　　以偷梁换柱、拼凑剪辑、复制粘贴为主要方式的“文抄公”现象，实际上并不鲜见，各行各业都一定程度存在。广告界文案、创意借鉴剽窃，网络文学格式化、模板化严重，大学生论文东拼西凑、移花接木，都属“文抄公”范围。所谓天下文章一大抄，照抄现成的文稿，既节省时间精力，又能够规避谬误，实在是一举两得的大好事。但如果严肃的公文写作沦为“传递式发文”“共享式写作”，甚至闹出“神木爱长沙”这样的笑话，其背后的问题显然值得深究。

　　身在行政单位，大多对公文写作避之不及。其根源就在于，文稿写作工作量大、难度高、要得突然。有的省级机关秘书一年需要撰写数百份文稿，平均一天一份。一份稿子反复打磨、数易其稿几成常态。有时当天收到上级文件，第二天就要求报送，工作人员为完成任务，要么加班加点熬夜撰写，要么索性东拼西凑蒙混过关。由此产生的红头文件，能落实多少、推进多少，不免要打一个问号。

　　“文抄公”现象的背后，既有文稿撰写人员偷工减料的惰性原因，更有以文件落实文件、以文字政绩架空工作落实的顽疾。下级不注重因地制宜、细化工作、开拓创新，自然会将上级文件修修补补转发了事。上级不注重优化考评考核机制，仅仅停留在文字考核、报告验收这一浅层次层面，就容易导致工作流转简化为文字流转，“文字办公”的多了，也就成了促使“文抄公”现象的推手。

　　破解“文抄公”之问，可以从一“增”一“减”两个方面下功夫。减的方面，要优化发文、精简发文，根治以发文代替落实、以文件转嫁责任的作风病。要从源头上减少对下级机关的文稿报送数量和频次，让下级机关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真抓实干，投身具体的业务工作与为民办事上。增的方面，对于“规定动作”范围内的文字材料，要提高质量要求，多一些扎实思路、既定措施、实质成效、现实困境，少一些空话、大话、套话。要控制数量，提高质量，言之有物，有的放矢。

　　文稿写作是机关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一个单位的文稿水平，既关乎宣传政策法规、实现干群信息互通与情感互动等方面的成效，也很大程度上代表一个单位的工作状态与工作形象。尤其在政务信息公开公示制度渐成常态的现实语境之下，公众对党政机关的直接探知渠道便是微信、微博、政务网站等集中呈现文字材料的主要阵地。我们坚决反对文字政绩架空工作落实，强调以实干回应改革大局、回应群众诉求，更呼吁优化工作作风，切实提升文稿写作质量，以内容更实、情感更真、态度端正的公文材料彰显积极进取的机关工作面貌，求真务实助推各项事业迈步前行。

　　文/汪东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