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朦胧诗鼻祖”、老诗人食指批评余秀华说：“一个诗人，对人类的命运、对祖国的未来考虑都不考虑，想都不想；从农村出来的诗人，把农民生活的痛苦，以及对小康生活的向往，提都不提，统统忘得一干二净，这不可怕吗？今天严肃地谈这个问题，是强调对历史负责。不对历史负责，就会被历史嘲弄，成为历史的笑话。”余秀华也几次回应，或委屈，或愤怒，或谩骂。

　　过去，老诗人强调写作的个性化和歌颂“大我”，为白话诗增添了更多可能性。也正是这种个性化写作，在给诗歌带来短暂繁荣的同时，使得更多诗人走向画地为牢，在自己界定的诗歌国度里，“诗意地栖居”。诗开始被“私有”，开始被“小众”，开始更难被理解。余秀华是属于当下能被部分理解的诗人，因而被关注。

　　从这个角度看，这场新老诗人的隔空喊话，更像是不同时空的对话。一个是成于“文革”年代的“朦胧鼻祖”，一个是近年成名的“农民诗人”。除去情绪化表达，更让人看到五十多年时光中，白话诗的兴起与远去。

　　然而，颇具讽刺的是，二者的言论中其实已经没有了“诗”。老诗人食指尽管强调个人化的写作，也未能逃脱时代的限制。其诗作中有极富个性的表达，有《相信未来》的名作，但其“对历史负责”、对“大我”（人类命运、祖国未来）的表述有着明显局限。也只是投石入海，了无波澜，未有符合实际的见解。反观余秀华的回应，绝大多数是言辞的辩驳，情绪的宣泄，更谈不上什么思想碰撞、观点交锋。诗人喊话，看似言诗，诗意全无。

　　我们不讨论“对历史负责”这种宏大叙事，也不谈个人恩怨。当下现实中，更多的是诗人在和诗人吵，而不是诗人与社会、与“摇摇晃晃”的人间争吵。难道诗人只能和诗人吵了吗，想来未免有些悲凉。诗歌在被逐渐圈层，在远离受众。

　　这也不禁让我想起了已故的余光中先生，其“跨越主义、跨越流派、跨越海峡、跨越语界、跨越传统与现代”，连接心灵的诗学思想，也许更有借鉴意义。

　　文/任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