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上海市教委公布了关于沪教版小学二年级第二学期语文课文《打碗碗花》中的“外婆”改“姥姥”一事的处理意见。意见指出，上海市教委责成市教委教研室会同上海教育出版社迅速整改，向作者和社会各界致歉，并与作者沟通，将该文中“姥姥”一词恢复为原文的“外婆”一词。（6月24日《南方都市报》）

　　《打碗碗花》的作者陕西作协专业作家，国家一级作家李天芳表示，“这个词不管叫姥姥也好，外婆也好，都在我们认知范围之内。”而在全国范围内，各地叫“外婆”和“姥姥”的地区也并非泾渭分明。一般说来，北方叫“姥姥”的居多，南方则多叫“外婆”，上海好像也以“外婆”为主，但上海作为现代化的大都市，人口汇入和文化融合的程度格外强烈，各种叫法应该都有，不存在超出人们认知范围的问题。

　　很显然，出版社当初将“外婆”改为“姥姥”，绝非因为认知问题，而是出于“为了落实该学段识字教学任务的需要”，也就是说，根据教学任务和教学进度安排，学生在二年级下学期之前可能早已学过“外”“婆”这两个字了，而姥姥的“姥”字却可能是头一次遇到。为了让学生学会这个“姥”字，在选入《打碗碗花》这篇文章时，便把文中的“外婆”改为了“姥姥”。

　　根据孩子的认知学习规律来制定学段识字教学任务当然很有必要，但不能过于僵化，以致于不惜修改原文。这一方面没有充分尊重作者的原文愿意，伤害了原作者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外婆”作为一种地方性语言，具有较强的地域文化特色。譬如，拥有“狼外婆”童话的地方，必定拥有山岭林地；而传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地方，必然是江南水乡。可是，如果改编者自作聪明地把“狼外婆”改为“狼姥姥”，把《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改为《摇啊摇，摇到姥姥桥》，那不但失去了原作的韵味，也往往会令人大惑不解：“狼姥姥”是什么东东？“姥姥桥”又是什么鬼？

　　文化的多样性往往就体现在称谓的不同方面，据媒体统计，在李天芳的祖居地陕西省，对外祖母的叫法竟然多达十多种，除了“外婆”和“姥姥”这两个常见的叫法，有些地方还叫作“舅婆”“家婆”“舅奶”，甚至还有叫“婆婆”的。其实，细究起来，每种叫法都有独特的成因和缘由，都有着源远流长的称谓文化。

　　无论是小学语文教学还是中学语文教学，都承担着两个任务：一个是识字教学，一个是人文教学，这是由语文学科工具性和人文性的两大特点决定的。这两个特点在不同的学段可以有所侧重，但不能顾此失彼。不能因为要完成识字教学任务，就置语文的人文教育于不顾。譬如，打碗碗花或许只生长在李天芳的祖居地，或者只在那里才被称为“打碗碗花”，而也只有那里才有“谁摘了打碗碗花就打谁的饭碗”的传说，而这个地方，恰恰把外祖母叫作“外婆”。“外婆”改成了“姥姥”，虽然没有超出认知的范围，但文化传说却不再是原汁原味的了。

　　文/李先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