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金华的一名小伙子滕先生扶起摔倒老人后遭讹诈，尽管通过视频监控还原了真相。当时滕先生要求对方补偿因此损失的打车费、误工费和拖车费，总共大概2000多元，但对方笑了一下，说让滕先生“好人做到底”，去医院看一下老人。滕先生当即表示要提出反诉，却遇到争议。一边是呼吁对讹诈行为进行惩戒，另一边则是“有些过了”的宽容声音。（9月12日 北京青年网）

　　正如网友笑谈，“扶不扶”已经与“家里是否有矿”挂钩，扶助摔倒老人的首要考量标准不是良心善恶，而是被讹风险。不得不说，在社会紧急救助层面，道德良知遭遇了深层的社会危机。有鉴于此，《民法总则》参考国外《善良的撒玛利亚人法》，在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以“好人法”的形式豁免了善意救助人的责任，以期恢复救伤扶危的高尚品德。问题在于，这种对救助人的事后保护颇受掣肘。一方面，救助人需要因为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而承担较重的举证责任，导致证明“我是好人”困难重重；另一方面，被动的侵权抗辩会使原本就畸重的扶助风险雪上加霜，进一步减损救助人的救助意愿。

　　因此，滕先生向讹诈者提起诉讼，是将“好人法”的触角合理延伸的有力突破。诉诸法律是滕先生借助理性渠道表达诉求的最佳方法。相比于讹诈者的咄咄逼人，好心人的自我救济需要更加冷静，更加从容。

　　同时，好心人主动出击，巧妙地将救助成本转移给司法承担，革除了被动适用《民法总则》“好人法”的窘迫，也避开了自我争执的苍白无力。既然好心人扶助受难人造成伤害都能免责，通过举重明轻，好心人根本没有造成受难人伤害更不应该受到法律的谴责。甚至说，在好心人遭到讹诈后，还能通过侵权法、刑法等恢复被侵害的利益。其实，法律架构于此已经铺设得较为完善，“扶不扶”的困局也并非法律自身所附带。在治理社会的系统工程中，单纯的法律是静止而被动的，没有好心人的敢于出手、善于维权，法律再来得精深完备，也会无济于事。

　　可以说，滕先生的反诉一石激起千层浪，给公众上了一堂普法课，也折射出我国道德法治依旧存在价值冲突。道德具有法律规范的内在品质，法律蕴含道德正义的实在秩序，二者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以怨报德”受到道德质问并无疑义，重要的是，法律也并不必然承认“好人要做到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好人受害，自然不必隐忍到底。

　　诚如卢梭所说：“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以滕先生为代表的好心人不加纵容，令长期笼罩在“扶不扶”之上的道德阴霾因法治意识和诚信信仰而扫除，也令部分人的绥靖情绪和生畏心理因道德绑架而黯然失色。当然，好心人的反诉，包括其他合法维权举措，仅有先进的法治信仰会略显无力，专业的法律服务和司法便利在此依旧任重道远。

　　文/刘浩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