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有一群人靠着一根棒子生存，他们在当地被称为“棒棒”。在常人看来，这些“棒棒”很多来自乡村，他们衣着朴素，靠卖力气“讨生活”，但其中一位“棒棒”近日却因为高学历在网上引起广泛讨论。今年46岁的贺东伟平时会和其他棒棒一样等活儿送货，但他比别人多了一样东西，是一张西南政法大学法律专业的毕业证书。（12月17日《北京青年报》）

　　看到这则新闻，不由想起15年前被媒体广泛报道的北大卖肉才子陆步轩，尽管二者情形并不一样。

　　1985年，陆步轩以西安市长安区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9年毕业分配至长安区柴油机厂工作，后下海经商，先后做过多种职业。2011年12月，继“北大才子”、卖肉佬、公务员的身份之后，陆步轩带着自己花4个月写的《猪肉营销学》的讲义，走进广州“屠夫学校”当老师。5年后北京老国展4号馆的农展会上，陆步轩把新书《北大屠夫》的签赠设在土猪壹号的展台里，这样的奇观吸引了不少人。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作为西南政法大学法律专业的毕业生，贺东伟选择做“棒棒”，有错吗？不仅没错，单从孟老夫子的这段名言看就值得可敬。遥想当年，毛岸英大学毕业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毛泽东却说：“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这很好，但学的是书本上的知识，可以说这只是知识的一半。你还需要上一个大学，就是劳动大学。”

　　从宽泛意义上讲，人人都有选择职业的权利，只要自己感到合适，无所谓对错，别人也不应多说什么。但有一点是无可争辩的。高学历人群作为知识阶层的主体，是正面引导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调发现，本科及以上学历人群，工作上多受雇于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有或集体企业；职位较高，大多数人是中层负责人、或是业务、技术或管理人员；在收入上，大部分人自我评价处于中等及以上水平，比例超过75%。

　　从国家及高校培养人才的角度看，显然也不是让本科毕业生去卖肉、去做“棒棒”的。那么，高学历人才从事一些与自身专业完全不相符的个案和情况为何屡屡出现呢？除了高学历人才在人生追求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外，与其头脑中固有的价值理念及自身素质方面的缺憾有很大关系。

　　长期以来，学历与收入倒挂一直争论不休。教育投入的最终目的是为工作服务，如果追求高学历的过程中没有伴随着对职场目标的动态调试，没有遵从职场的基本规律，入职后产生出学历倒挂的见解，就不足为奇。对用人单位来说，有价值的并不仅仅是学历、学位，而是求职者能帮助单位解决多少问题，创造多少价值。

　　还有一点，高学历人才也必须认识到。雇佣关系的本质就是商业价值的交换，唯学历时代已经过去。期待高学历能轻松换来高薪，或者在求学的期间不太重视实践经历及个人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形成此方面的缺憾，进入职场后的个人发展就有可能受到一定影响。

　　高学历人才做“棒棒”可敬但不值得倡导。社会现实对初入职场的高学历人才来说，可能会有一些“严酷”之感。但作为年轻人，要敢于面对，敢于挑战，敢于加入到浩浩荡荡的竞争大军之中。

　　文/姚村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