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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别:那个远去的世界

来源:红网 作者:易国祥 编辑:田德政 2019-02-03 21: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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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过两天,就是大年初一,按习俗,我本应该回老家一趟。因为心有牵挂。

  过去一年的五月二十一日,我从欧洲赶回来的第二天,急赶急回一趟老家,为朋友欧阳去世的父亲。朋友的小弟也是朋友,他一再劝我,刚从国外回来,时差都没倒过来,就不必拘礼了。是的,那天要赶上出殡,我必须起早开车回去。朋友的小弟不放心,陪我前往的妻子其实也不放心。

  但那天,在老人出殡之前,我们终于赶上了。

  在老人慈祥的遗像面前,我没顾上地下是下过雨的泥浆,双腿跪下,向老人三叩首,恭敬三株香。妻子随我一样,双跪、叩首、敬香。

  在我们乡下,逝者不是至亲,吊唁者本可行简礼,我如此跪拜,算是大礼。

  前来吊唁的,有我四十二年前,在当时大队小学的同事,他们中一定有不少人以为,我们夫妻大礼跪拜,只是出于与老人的二儿子同学同事或几十年朋友之谊。

  其实,以往连有些亲戚家老人去世,因为有父母顶着,也有我没顾上的,之所以要赶这一趟,我内心深处,此刻想到的,只有我的妻子知道。

  逝者的二儿子与我从小学开始同学,当时,农村一个大队(现在的村)能够读上高中的估计不到百之十,我们俩居然同学到了高中,自然交往多一些。六七十年代,在农村,大队干部还是很有权威的。逝者当时就是大队党支部资格最老的副书记,那么,他的孩子在我们眼中,就是干部子弟。同龄的干部子弟很多,像我这样父母极其普通的孩子,要么别人不屑,要么自己没有自信去交往,但与这位副书记的儿子有点缘,自然对他的父亲,我们大队的父母官有多一些的接触与关注。

  记得“文革”初期,红卫兵开始抓走资派,把各级干部进行批斗游行,在我们大队,先被批斗游行的是支部书记,后来要轮到这位副书记了,看他好像没有什么恐惧,似乎有如果运动需要我就下地狱,我就下地狱的姿态。太小的我,根本不理解当时运动的性质,以为被抓去批斗游行戴高帽子,是玩家家,是一种待遇,我们平头百姓的父亲还不够格呢。为什么有这种认识的误区,可能有很多原因,但很重要的是,这位副书记当时显示出一种沉着、老练,按现在的说法,大事面前有静气。这是我对他最初的印象。

  当时的大队党支部,大概有五六个成员,除了个别稍微年轻,多数年纪一般大,在我眼中,这位副书记是最有文化的样子,也最有当领导的派头和气质,个子算是最高大的,花白头发,不像个乡村干部,倒有几分像城里人,待人和蔼,会讲道理,从不说粗话,做工作有办法,在群众中有威信。

  1975年,七月份我高中毕业,赶上参加生产队的“双抢”。当时,这位副书记作为大队领导在我们第九生产队蹲点,他住在第六生产队,可是他天天和我们的队的社员一起上工,他并不像《平凡的世界》里少平的二叔那样当只会吆喝喜欢吆喝,不会干活不肯干活,而是同社员一起扯秧插秧和割谷。我是当年生产队回乡务农的唯一的高中生,队长把我当文化人,要我为生产队写表扬稿,向大队报道本队“双抢”情况。记得我当时就写了一篇《领导干部该怎样与群众实现“三同”》。当时,中央正提反对资产阶级法权,也说要反对领导干部脱离劳动,我这篇报道,按现在的说法,是既应景,又接地气,文章就是写的这位副书记,结果被大队的“双抢”油印简报采用。我又将此稿写上了生产队的黑板报,有文化的社员看了,都纷纷认可写得好。其实,大家都认可的是这位副书记。

  大概到了9月份,我被抽到大队去搞水利测绘,我扛着测绘的大标尺,算是走遍了一个大队的山山水水,整天跟着一位测绘专业人员去设计和规划沟渠的开挖与修整,为当年冬天准备各队的水利任务。

  到了十月份,大队小学老师出现缺员,我又从水利测绘员成为了一名民办老师。此时,我与副书记的儿子,我的高中同学成了同事。

  在当时的乡下,这算是一个年轻人连续获得“重用”,尤其是教书,是我当时并不敢想的体面工作,这也给刚走向社会的我一份自信,更给我们祖祖辈辈没个文化人的家庭带来一份荣光。来到学校,我才知道,这位副书记分管学校工作,一般年度或者学期会议,或大的事情,他都来参加,或对学校工作进行讲评,或听取意见并帮助解决问题。在学校一年半时间,我并无与副书记直接和单独对话交流,这种距离感中,有我对他有特别敬畏的原因。

  大队干部那么多,这样一种敬畏,我似乎只给了他,但他并不盛气凌人。最近听父亲讲,父亲自己年轻时,只会出力气做事,不擅言谈与处事,还有股倔劲,大队和生产队常有干部轻漫他,有的甚至欺负他,也为难过我们家,但这位副书记从来没对父亲说一句狠话,总是很和善。父亲的一段回忆,证明了我的感觉靠谱。

  1976年底,我应征入伍,这是我人生中更没有预想到的一个重要转折。这个转折,得益于当时对我有点偏爱的那位英俊的民兵连长。但是,回乡后,是如何从生产队里抽出来当水利测绘员,又是如何当上民办教师的,当时我不知道是谁给的机会。几十年之后我才知道,抽我当测绘员,带我做测绘工作的,正是这位副书记的妹夫。补员当上民办老师,他是大队分管领导,是不是主要与这位副书记有关,我也没的求证过。

  要知道,在那个年月,农村青年没有大学中专可上,也没有外出闯荡的机会,我毕业后的每一个小小的变化或转折有多珍贵。需要补充的是,当年回家的高中生,全大队大概有六七名,唯有我荣幸连续被青睐,其实,我自认为我不是其中最优秀的。就说当民办老师,比我成绩更好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只要重温一下《平凡的世界》里,少平高中毕业之后的那段艰辛经历,就可理解我追忆这段往事的价值。

  年轻时,一直不知道是谁给了我一次次滴水之恩,那个时候,工作生活中能够明显感觉到集体的温暖,党组织的力量。在我的印象中,并不是哪一个人在关心我,或给予我们家里的温暖。

  比如,还是在我读初中时,全大队(十个生产队)开社员大会,不知道是哪一位大队领导欣赏我并允许我,一个十五岁不到的孩子在黑压压的人群面前发言。记得缘由是,我们生产队的中学生种了一块棉花试验田,我记得当时发言的内容是——试验田里炼红心。可能是因为作文写得好,才被赏识,并有这个机会。要知道,我小时十分内向,不敢在人前说话,这样的历练对我后来成长,不乏具有开创意义。

  另外,大概是读高中时,家母积劳成疾得了重病,整个人倒了,另一位刘姓副书记闻状,二话没说,果断让大队给办贷款,催生产队派人将我母亲用板车送到镇卫生院就治。这位刘副书记当时说的话,我们家现在还记得,“这个家全靠孩子们的母亲,如果她有什么事,这一群孩子不就完了。”是的,父亲极其老实,不擅持家,只会干活。我不到十八岁,下面还有年幼的四个弟妹。

  还有我们大队的一把手,也就是支部书记,虽然他像皇帝,我们小屁孩都不敢看他一眼,但有一次,我从镇上高中学校回家,他来镇上开会,我们在公路上不期而遇,他竟然把目光盯注我,并主动问我是不是某某某的儿子。我猜想,当时可能是我在学校的表现传到了大队,他才会知道有我这个后生。他这么特别看一眼,这没有任何实质作用的问寻,让我顿时对人生产生了某种希望和期待。比如毕业回乡后,当个记工员啊,或者以后当个会计什么的。

  几十年过去了,我人生中的这群人,不经意间,一个个都离我们而去。多年远离故土,即使后来转业到省城,每年回乡下时间也极其有限,我都没有机会向这些父母官,作一种感恩表达。幸好我与其中的欧阳副书记的儿子有几十年朋友之谊,幸好他老人家也是这群人中最长寿者,冥冥之中,这似乎在验证我的一个感悟,积德之人必有福禄寿。幸亏那天深夜,我在欧洲的法国小镇接到朋友的这个电话,我才有机会赶来与老人作最后的告别。

  以后,当我再次离开省城,沿着荷沙公路西行,走到一个凭感觉就能找到的左转弯,然后直行约500米,跨过牛蹄支河,进入我儿里的故园,这一代人在我心中的人物,在这儿就再也见不到了。

  我的跪拜、叩首、敬香,有对这位老人的一份特别尊重,其实,对那一群有恩于我和我家的人,跪拜之时,我的心中寄托了所有思念和感激,我是向那个时代作一个告别。离开家乡的那一年,我十八岁。此刻跪别的,是那个已经遥远的世界。

  文/易国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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