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俄罗斯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年）的代表性作品《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战争与和平》等，皆是故事叙说性很强的作品，只有他的《伊万·伊里奇之死》（张猛译）是一部带有深厚哲理思索、充满人性探讨及生命意义寻根的作品。阅读之，一改前面叙事作品的轻松，相反沉重压抑而又无法自拔。

这部1886年即作家近六十岁时写成的中篇小说，是作家对自己人生经历和社会观察的结果，是其自省和追寻的必然，他在书写忏悔录、批判包括自身在内的所有人表现出的丑陋人性后，怀着博爱、真诚以及对生命的虔诚敬意，把自己灵魂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的挣扎作了生动的诠释。也因此，我们才在作品中看到了他对于死亡描写的细腻、准确——死亡之后的虚无，是人生中的终极命题，无法逃避，类似伊万伊里奇的追问就会不断涌现：“或许，我过去生活得不对头？”这种“向死而生”与中国当代作家余华在《活着》中表现出的“向生而死”，是这终极命题的两个反向维度——也只有面临死亡，认真回首过往时，人类才可察觉自我人生的意义，而公务、生活规划、爱情、婚姻、家庭及为社会利益付出的艰辛，都会不由进行重新审视，但试图为之的辩护，不管是真诚的还是虚伪的，都苍白无力。

小说采用倒叙手法讲述了伊万·伊里奇的临死挣扎、反思人生及死后社会反应。高等审判庭委员伊万伊里奇的死讯在机关传开，同事们的第一想法是“他的死会给自己或是熟人的官运带来怎样的影响，谁会取代他的位置”，这种漠然和庆幸“死掉的是他，不是我”的愉悦感，已经叫人心寒；而在葬礼期间众人的反应更叫人目瞪——吊唁的朋友一踏入祭奠地便期望此事尽快结束以便邀朋呼友去玩牌，他的遗孀在仪式刚完成后即迫不及待向他的同事了解有关国家抚恤金的问题，细枝末节都有问到，生怕遗漏掉一丁点的损失……众生都已忘记伊万·伊里奇是一个人。接而，作家讲述伊万·伊里奇的一生——一句“伊万·伊里奇所经历的生活是最平淡无奇，也是最可怕的”，给其盖棺定论。他出生于三等文官家庭，从小聪明活泼、讨人喜欢而又知书达理，学会了很好的处世方法。在学校学习后，他的生活有了明确的行为准则，即“才能卓著、乐观善良，交友广泛而又严格履行自己认为应该完成的职责；所有身居高位的人所引以为自己职责的事务，他样样就范”。虽曾迷恋女色与虚荣，接触过一些自由思想，他的人生走向却是明确的，他在社会主流导向下走向光明坦途。因而，他很快在社会中风生水起，人际关系游刃有余，做过“一些事先认为可耻下流的行为”，但后来看到身居高位者也如此便释然并承认其行为是好的，以后做来再无痛心之处。他正直、彬彬有礼、秉公执法，迅速得到权贵势力认同，并娶上了圈子里人皆十分认可的名门望族小姐菲奥德洛芙娜。婚后生活却不如意，经历短暂的激情后，便是漫长的枯燥乏味期，为日常生活，他们常有争吵。为摆脱这种烦闷，他为自己制定了一套夫妻生活的准则，把重心移至摆弄权利的工作及每天下班后的牌局里。这样，他得以满足虚荣，也得到了短暂的快乐。一次升迁的不如意打破了平静生活，他们去女方哥哥的乡下消夏，在无聊与苦闷中，他选择主动出击，通过去彼得堡游说，得到高升。他们搬进了更高大更豪华的住宅，他为家庭建设耗费精力，也找到了一些沉没已久的乐趣。可一次上梯摔伤，让他的身体产生了病症。庸医的束手无策、妻女的伪善问候，让他感到了孤独，只有他自己才感觉到“自己的病情正在恶化，甚至恶化的速度还非常快”。他无法摆脱病痛的折磨，也无法忍受他人生活的快乐，利己主义的想法和他人表现出的侥幸、冷漠，让他意识到了生命价值的虚无、人生没有意义，他只有在受惊的怯懦的中学生儿子前来探视他时和在与无怨无悔照顾他的盖拉西姆相处时，心灵才能找到一点安慰，并理智地意识到：“他的生活中了毒，还把别人的生活毒化了。”“他就这样生活在生死的边缘，孤零零地，没有一个人能理解他，同情他。”他“希望有个人像可怜一个病中的孩子那样可怜他”，可当发现这也不可能实现时，他为此大哭一场，“他哭自己孤苦无助，哭自己可怕的孤独，哭周围人不近人情，哭上帝的残酷，以及上帝不存在。”他从而学会了以体面的伪善回应他人，顺应妻子的要求去看医生，既绝望和等待那无法理解、可怕的死亡，又充满希望地观察自己的体内活动，饱满兴致。他反省人生，精神上的痛苦思索让他觉得一切不对头，“你过去和现在赖以生存的一切，不过是谎言，是对你掩盖了生与死的骗局。”这个结论的得出，让其三个月的病痛加快发酵，最终导致意识伴随肉体的毁灭。

伊万·伊里奇的一生是视为平常的，是大众生活的缩影与写照，具有普遍性，但也是特殊的——他处在家庭的小圈子、社会的大机器里，沉迷于自己的身份角色，被主流裹挟，从而失去了自我独立——他的兴趣爱好，因不符合身份或不成体统，而被抛弃；他的婚姻，是为符合群体的视阀水平而成就的，而没有属于自己的爱情；他的工作，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和获得权势以提高经济收入；更为可怕的是，他一直以为这是正确的道路，并坚定地沿此走下来。显然，他的人生是为了符合社会价值而被阉割了的，只有在面对人类终极关怀的思考中，他才悔悟。列夫·托尔斯泰正是借这人物的人生悲剧与生命反思，不仅批判了当时社会的冷酷无情、上层社会人士之间虚情假意及本质上空虚无聊，而且提出了一个具有挑战的人类终极关怀命题：怎样的人生，才会对头，不至生命最后一刻还会悔恨？

文/龚军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