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红在国外读初中期间，用母亲的身份证号码注册了直播平台账户。短短一年时间，用母亲的微信和支付宝对直播账户进行付款充值，购买虚拟币进行打赏，金额共计65万余元。母亲发现银行卡消费异常后，小红先是谎称用于购买生活用品，后承认巨额打赏主播。小红母亲多次找直播平台协商退款事宜，均未果，无奈将直播平台诉至法院。（5月29日《人民日报》）

未成年人使用成年人证件注册直播平台账户，然后巨额打赏主播，最终引发法律纠纷时有发生。此类纠纷中，原告方（未成年人监护人）一般以被监护人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为由，主张被告方（直播平台）返还巨额打赏。而直播平台则依据注册账号及打赏规则，要求原告证明对该打赏行为毫不知情，是被监护人擅自所为。

根据最高法相关司法解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从媒体报道看，发生纠纷后，原告获得全额返还打赏的机会微乎其微，大多选择与直播平台私了。因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原告方很难举证未成年人的打赏行为，确属“未经其监护人同意”。

值得注意的是，巨额打赏网络主播，除未成年人外，更多的是成年人，他们有大学生、社会青年、公司职员、机关干部，等等。打赏金额少则数千元，多则近千万元。用来打赏的巨款，有自己血汗钱，有骗（偷）父母养老金、有借亲友的、有借高利贷、有贪污公款，甚至有卖亲生骨肉的……疯狂打赏的后果，有自杀了之，有妻离子散，有把家庭带入债务深渊，有锒铛入狱……这种新闻读后，令人不免扼腕叹息。

有观点认为，直播平台是市场化经营，粉丝给主播打赏属于个人赠与，不必监管。其实，这种说法站不住脚。直播不是做公益，主播不是“活雷锋”，其收入靠粉丝打赏为主，在直播间表演或主持属劳务付出。不管主播有否暗示或明示，直播中激励或诱导粉丝打赏的机制事实存在。粉丝往往是被争相刷存在感的氛围裹挟或诱导下，非理性打赏主播，迥异于民法意义上的赠与。

为了抑制粉丝疯狂打赏，以及网络直播健康发展，对打赏主播金额设限已刻不容缓。即，对一个设备终端或帐号在一定时间内，对某个平台、同一主播刷出的打赏金额，设定最高限额，超过无效。否则，放任自流，粉丝打赏主播没有最疯狂，只有更疯狂；由此引发的后果，没有最悲惨，只有更悲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