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红网第六届全国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参赛作品

虽然脱口秀大会过去一段时间了，但关于“李雪琴”的讨论还在继续。看到前几天大连理工那个非正常死亡的学生，因为延毕压力而选择了绝路，悲剧让人痛心。这些新闻间有关联吗？当然有，我不是把它们看成新闻，每一个新闻后可能都有一个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年轻人。就拿李雪琴这个顶着“北大毕业生”标签的脱口秀新星来说，凭借出色的玩梗能力成功“出圈”、吸粉无数。然而，当李雪琴的学历背景首次为网民所知时，扑向她的是巨大的争议甚至恶意——“北大毕业居然当网红？”“真是浪费教育资源！”，类似的声音不绝于耳。

李雪琴并不是第一个因“不入流”的职业身份而受到攻讦的名校毕业生，“北大屠夫”陆歩轩、“北大外卖小哥”张根都曾很好地满足了广大民众的吃瓜与吐槽需求。为什么学历会被社会赋予特定的职业期望？为什么“李雪琴们”的“职不配才”会招致舆论哗然？

说到底，是因为教育已然被深深烙上了“改变命运”的标签。“考个好大学就能找个好工作”是几代老师与父母的“金玉良言”。高考中胜出的佼佼者们似乎理应从事“体面”的行业——金融、法律、科研等，而绝不应该混成“低俗”的网红。对于期盼以教育改变命运的人们而言，“李雪琴们”一定程度上击碎了高考制度许诺的阶级跃升美好图景，为“读书无用论”增加砝码，引起焦虑与恐慌。此外，不少人对清北等名校的感知是由胡适、梁思成、屠呦呦之辈构筑的，“培育精英”是他们对顶尖高校的刻板印象，而这份朴素的认知中又往往掺杂着优秀学子能够承担家国重任的社会期望。由此，“李雪琴们”的职业“爆冷”被看作是对精英责任的逃避以及社会期望的辜负。

无论是出于对“读书无用论”势涨的恐惧，还是“精英主义”衰落的愤懑，针对“李雪琴们”的争议反映出社会对教育价值单一化的功利性解读——学历成为了将人划为三六九等的标尺，每个“层级”的毕业生对应着不同“阶层”的工作。985毕业的有望成为光鲜亮丽的高管，三本毕业的则可以等着回家搬砖。然而，被很多人忽视的是，学历、高考是以知识积累为评判依据的，但职业选择、人生规划还要考虑人格、志趣等多重因素。凭借学历一把标尺，如何能将背景各异的学生们划入单一的职业范畴、人生轨道？

教育的确能够“改变命运”，但不应完全以功利的价值取向为指路牌，而应在“认识自己”的基础上改变命运。在古典教育中，“认识自己”是教育最重要的功能。卢梭在《爱弥尔》中写道：“应该使一个人的教育适应他这个人，而不要去适应他本身以外的东西。”教育所面对的应该是人本身，而不是人之外的职业、地位与等级。高考胜出者们赢得的，并不应当是社会定义的“好”前途，而是更好的教育资源，及其带来的更多认识自己的机会、更多选择未来的权利。若认清自己，知晓自己的志趣所在，将一生投入其中也不会觉得苦闷。这个过程或许漫长，但是值得。

在最近刷屏朋友圈的《绩点为王：中国顶尖高校年轻人的囚徒困境》一文末尾，一位花了6年时间完成本科学业的北大学子说：“我真的耗费了最宝贵的6年时间才找到真正的研究问题，最后一两年才慢慢开始知道应该如何去学习，怎样去听课，跟哪些老师学习，怎样去看书，怎样做研究，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试错过程......我的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期待不过是社会流动的跳板......庆幸的是，这些年我的价值观有了很大的改变。”相反，若随波逐流，照着功利的刻板印象谋划命运，即便是名利双收也不免无趣。在包含“清华”“北大”等关键词的新闻标题下，可以看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毕业的金融精英辞去高薪工作投身文学创作，也有清华“姚班”（清华学堂计算机科学实验班）毕业生在Google工作两年后选择回山西老家当一名月薪3000多元的青年教师。

对于自己从事脱口秀这一行业，李雪琴说：“我在消解我自己，但是我消解的是外界贴给我的标签，消解的是我所处的环境构建出来的我。我把它消解掉，回归的是真正的我。这反而是对我的自我实现。”“北大毕业生”自然是这位姑娘正在消解的身份之一。或许李雪琴至今并没有真正认清自己，或许脱口秀只是她寻找志趣所在的一个中转站，但她敢于打破社会对名校生的刻板印象，敢于借脱口秀剥去外界强加的包装，拒绝被名校学历“绑架”未来，努力找寻真实的自己。就凭这股勇气，她值得我们的尊敬。

文/陈舒睿（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