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以来，从最开始“男神”张文宏的那句“不能欺负听话的人，党员先上”，再到后来不断化解境外输入的压力，上海的表现一直可圈可点。而最近，上海流调通报的小细节也引起了关注。

过往流调报告会事无巨细地给出确诊者的性别、年龄、职业以及哪名确诊者在何时去过了哪个场所，而上海卫健委在发布流调报告时，“只提地点不提人”。以1月22日的上海疫情通报为例，“2021年1月22日0—24时，上海新增3例本地确诊病例。根据流行病学调查，确诊病例涉及区域和场所的情况如下”，然后按照上海的行政区划，分别列出各个区的涉及场所。最后还在文尾强调了“对查明的密切接触者已全部医学隔离，对有确诊病例的场所等均已告知当地，并严格落实了相关消毒措施”。

对确诊病例的个人信息进行模糊化处理，既能让公众简洁明了的知道哪个地方不能去，也能有效保护公民的个人隐私，使其私生活不成为公众的聚焦点。在疫情初我们手足无措的时候，或许偏爱那种准确性的流调报告，但是在逐渐控制住疫情后不难发现，公布确诊者“何时何分去了哪个场所”，除了会让公众借此窥探甚至非议确诊者的私生活外，别无其他益处。

前不久的成都女孩被网暴事件就是如此。凭借着“性别女”“20岁”和“一天晚上何时何分辗转于那几个酒吧”这些信息，一部分窥私者借此开始推测女孩的生活是如何不堪，并在网络上进行恶毒的攻击。

网络时代，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溺死一个活生生的个体，我们自然应该对公众提出约束自己的道德要求，但除此之外，如果一开始流调报告中就不提及这些对防疫并无太大作用的信息，这些窥私者、道德家也就没有想象的素材了。

我们的防疫能够取得成功，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公民让渡了一部分个人隐私给公权力，方便了政府在进行疫情防控时利用大数据进行决策判断。政府在使用这些公民信息时则要十分慎重，应该充分尊重和保护公民的隐私权，遵循“非必要不公开”的原则，在实用主义的基础上，增加更多的人文关怀。

上海是一个国际化大城市，而笔者相信，这种称号绝不是靠高楼大厦堆砌出来的，而是靠现代化的治理能力和以人为本的城市价值观所赢得的。犯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在一个坎中跌倒几次，据《新京报》统计，自2020年初疫情爆发以来，有12起确诊病例因流调信息而遭网络暴力的现象。显然，上海是第一个迈过“隐私保护”这个坎的城市。疫情还在进行时，希望其他城市也跟得上“隐私保护”的步伐。

文/张雨龙（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