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建清

鲁迅先生的小说《孔乙己》是进入中学语文课本的，他的形象深深地烙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里。鲁迅抓住孔乙己穿长衫而又站着喝酒的特点，以生动简洁的笔触，为读者成功塑造了一个清末下层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在我，每每谈及孔乙己，都能勾起我的回忆，都能想起与《孔乙己》的故事……

45年前，我正在读中学，特别喜欢读鲁迅的作品。记得那时，买的有限的书籍中就有不少鲁迅作品的单行本，比如《朝花夕拾》《呐喊》《彷徨》《且介亭杂文》等这些薄薄的却印刷装帧精美的小册子。我不仅读了这些文章，而且还将一些自认为好的文章抄写下来，以备阅读。在手抄的鲁迅作品中就有《孔乙己》这篇小说。《孔乙己》的篇幅不长，不足三千字，又因其文风别致力透纸背，介入小说与杂文之间，我就尤其喜爱。因此，一有时间，便读起来，而且还是那种学生味十足的高声朗读。时间一长，我竟然差不多能将全文背下来。例如，“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他偷书被人捉住了，还要涨红了脸争辩：“窃书不能算偷……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你知道吗？“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诸如此类的句子耳熟能详，记忆犹新。正因为如此，埋下了“祸根”。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看到《羊城晚报》娱乐版刊登了一位京城教授的文章，直指当下电影太没有文化，没有人愿意看。初学杂文的我，路见不平一声吼，于是写下了《“太文化”的折磨》，意思是说电影是大众娱乐产品，“太”文化了反而是对观众的一种折磨。实际上，就是跟教授唱了一出对台戏，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抬杠。文章写得不长，也没有多少电影理论语境，只是一个观众对观赏电影的表达。但要命的是，文字里竟然鬼使神差地使用了孔乙己的“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以此讽刺那位教授的“太文化”。这下可戳了马蜂窝。先是《羊城晚报》刊登了华君武的文章，他建议这样不讲理的文章，报纸最好不要刊登。华君武是名人大腕，他的言论一出，报纸纷纷转载编发。不久，读书圈里很有名气的《随笔》，刊发了署名余老樵的随笔《谩骂教授的背后》。这篇洋洋洒洒几千字的评论，篇幅堪比《孔乙己》，着着实实将我奚落了一通。其实，我知道，我哪里对教授有什么恶意，只是多读了几遍《孔乙己》之后卖弄一点上面的只言片语而已。

鲁迅说过的话，他批评过的事，过去存在，今天依然存在，将来恐怕也不会过时。这就是鲁迅思想的深刻、文字的魅力。说老实话，不管别人怎么说，鲁迅的作品还是我的最爱。

若干年前，我曾去过鲁迅的家乡绍兴，专门寻找鲁迅笔下的故乡，从三味书屋到百草园，从故居到咸亨酒店，看了个遍。当我踏进咸亨酒店时，那个穿长衫而又站着喝酒的孔乙己是那样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不由得脱口而出：“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