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琦（重庆大学）

近日，教育部举行新闻发布会，据相关负责人介绍，2015年、2019年，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先后开展了两轮清理和规范高考加分工作，明确取消体育特长生、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科技类竞赛、省级优秀学生、思想品德有突出事迹等五项全国性高考加分项目，指导各地减少地方性加分项目，进一步降低加分分值。目前，已取消5类全国性高考加分项目，逐步取消95类地方性加分项目。（9月15日《中国青年报》）

这一高考加分政策取消，引来舆论一片叫好。很多人认为，这有益于维护教育公平。还有人认为，这也是有助于真正“双减”。当然，这更有益于建设一个良好的教育招生环境，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高考加分政策，本意上是为了缓解我国早期高校招生制度中的某些缺陷而制定的。然而，由于加分制度设计本身的不够完善、运作过程的透明公开性不足、相关制约监督机制不到位等，这项旨在照顾弱势群体、鼓励多元发展的招生政策却在后期逐渐滋生了一些乱象，甚至沦为一些人投机取巧、腐败受贿的工具。2014年，辽宁省的“高考加分腐败第一案”便是一个证明，18名高中毕业生通过贿赂校长和教练得到二级运动员证明以获得体育加分，暴露了高招加分制度背后的灰色产业链。

作为我国最高规格的教育选拔机制，在很多人心中，高考不止是一场考试，更是一条促进人才晋升、实现社会公平选拔的直达通道，公平公正是人们对高考的绝对印象。自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逐渐从大众化阶段迈入了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而高考加分乱象的存在，无疑成为了我国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

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理事会会长线联平曾经指出，“高考加分已成为公众心目中最严重的教育不公现象之一”。不可否认，高考加分制度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了不同的作用，照顾性加分补偿了部分群体的先天性劣势，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鼓励性加分促进了学生的多元化发展，弥补了现存高考制度中“唯分是举”的制度性缺陷。

然而，加分制度虽师出有名，却逐渐行之失序。从身份造假到加分“明码标价”，原本体现全面教育导向的加分政策逐渐走歪，该项制度的公信力也一再降低。而近年来“寒门难出贵子”等论调的出现，不只是因为教育资源不均衡，界定模糊、乱象频出的加分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帮凶”。这块名义上公平实则不平的“遮羞布”，是时候该取下了。

“清理高考加分，实际上是让国家考试制度回归单纯、清除乱象的体现。”早在2014年，教育部就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和分值的意见》，决定于2015年1月1日起取消省级优秀学生、思想政治品德有突出事迹者、奥赛获奖者、科技类竞赛获奖者、重大体育比赛获奖者和二级运动员统测合格者等六项全国性加分，2019年又进一步调整，取消了更多的加分政策。目前，我国已取消5类全国性高考加分项目、95类地方性加分项目，“促进公平、规范管理、科学精准”的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正一步步深入，高考加分“瘦身”效果逐渐显著。

当然，在为政策叫好的同时，我们也需辩证地看待每一项改革背后必然存在的正反两面性。如何根除曾经由加分制度压抑着的“唯分数论”思想？如何彻底解决教育中的不平等现象？如何真正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如果规避各种保送计划中的“隐性加分”？这不仅需要相关部门他律的完善，更离不开学生和家长的自律。取消高考加分后的道路，依旧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