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进

9月18日晚，宁波奉化一对夫妻因为琐事发生争吵，受气的妻子回了娘家，而怒不可遏的丈夫陈某在酒精的催化下居然一脚油门直冲丈母娘家。在丈母娘家耍够了酒疯后，又驾车回到了自己家中。妻子在劝说陈某不能醉驾无果后，遂选择举报自己的丈夫醉驾。交警依法对陈某处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追究刑事责任的严厉处罚。（9月21日中国宁波网）

陈某咎由自取，罚当其罪，没什么可说的。但其妻子所为是否值得肯定甚至表彰呢？我看未必。一是丈夫犯错与夫妻争吵有关，妻子也有部分责任；二是举报是在丈夫回家、终止醉驾后，已不构成对他人威胁；三是夫妻感情会因此遭遇重创，危及亲情伦理关系，最终有可能导致家庭瓦解。

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有一重大突破，即规定除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外，一般案件中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有学者称：“大义灭亲的立法理念是错误的，不符合中国‘亲亲相隐’的传统。”因此，此条得以通过，表明长期以来在我国大力提倡的“大义灭亲”司法政策被颠覆。

2015年高考某语文试卷以“女儿举报老爸开车时违背交通法规乱接电话”的事例为作文话题，命题者的意图显然是借此引导青年学子为这种“大义灭亲”之举点赞叫好。谁知，事与愿违，叫好者少，质疑者众。质疑者列举了某个特殊时期新闻报道中的例子，什么“许东才站稳人民立场检举奸商父亲”啦，什么“家庭妇女王佩芳坚决检举特务丈夫”啦，什么“小红智斗亲爷爷”啦，来举证以阶级立场突破人伦底线、以斗争哲学扫荡家庭亲情的“大义灭亲”的荒谬性。

这次，高考指挥棒失灵了。这是好事，表明人们对中国式的“大义灭亲”传统有了全新认识和反思，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对“大义灭亲”的说教照单全收，大唱赞歌。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告密的传统，迄今没消停过，有识之士无不对此痛心疾首。妻子举报丈夫醉驾，儿子检举奸商父亲，家庭妇女王佩芳坚决检举特务丈夫等等，其实都属于告密范畴，对这类肆无忌惮挑战人伦亲情底线的告密行径，我们要予以高度警惕，不但不应该渲染倡导，而是要予以批判抵制。

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一概否定“大义灭亲”，在涉及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重大紧急事态上，“大义灭亲”自有其正当性，可以适度渲染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