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建清

这是一本伴随我多年的职工工作手册，扉页上有领导的题词、日历、单位的工作目标、常用电话号码、纪念日、历代纪元表等内容。从题词落款看，这个工作手册大致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印制的。本来，这是一个工作记事簿，却被我用来记了电话号码。在上个世纪90年代，电子业还没像现在这样发达，国人还没有手机，人与人之间联系多是靠那个通讯录，因为那上面记录了电话号码，有家庭电话，有办公室电话，还有传呼机号。后来，虽然有了手机可以存电话号了，但像我这样上了点年纪的人仍习惯于使用通讯录，交往的文人、朋友、采访对象还多是记在这个笔记本上。

我不善于交际，朋友不多，不过，由于喜欢投稿且经年累月，还是记了一些人的电话号码，尤其是一些文友、期刊报纸编辑的电话号码。近来偶翻电话号码本，惊讶地发现，我手里的通讯录真的是太老了，有的号码还停留在五六位数上，而且有些号码的主人早就作古了。我仔细数了数，除了我可能不知情的，共有12位去了天堂，因为天堂里没有电话，我将那些到另一个世界的文友号码划了一道横线。

最先抹去的是一个基层检察院反贪局的小伙子。记得那时，他喜欢写稿，常到我供职的电台送新闻稿，每次我们都聊得很好。小伙子热情、善良，每当看到我在《检察日报》发了文章，都打电话告诉我，有时甚至还带来报纸。记不清哪一年了，因好长时间没有看到这个年轻的检察官，于是我便向他所在的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人告诉我，我要找的人早就“'走"了，电话那头说是溺水而死的，如何溺水我没有多问，只是惊愕了老半天。第二个划掉的是一个当地写散文的作家。他是因病去世，已经退休，留下一本出版的《爱在人间》。接下来，划掉的一个电话号码是一位省级报纸杂文编辑，他编发了我写的一些杂文，与我有过电话、邮件联系，但未曾谋面。一次偶然从百度中发现有人写悼念他的文章，才知道他已经远行。他是患病去世的，时年五十多岁。他发表在《文汇报》笔会副刊的杂文《老爷开步走》，永远留在我的剪报本里，也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还有一个号码不得不提，他是某高校的教授，是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他曾告诉我，上班时忙于行政，退休后要做一点学术，写点东西。然而，在他即将退休之际，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

不久前，接到一个邀请参加76届高中同学聚会的短信，短信罗列了两个高中班的同学名单，下面还附上了三个去世的同学名字。

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一个二十多年的通讯录，划掉几个逝去的文友倒也没有什么奇怪，可是想想他们很少超过六十岁的，还是让人唏嘘不已。尤其让人心绪难平的是，这些逝去的文友，年龄都不大，他们本来还有更多的时间写出更多的作品，但天妒英才，他们不得不永远地休笔了，这是多么的可惜呀！说实在的，过去很少考虑死亡这个字眼，但自从抹掉通讯录上的电话号码，有时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死。

好像鲁迅先生写过文章，专门谈到死。鲁迅说，在每当病后休养，躺在藤椅上，每不免想到体力恢复后应该动手做的事情：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想定之后，就有了“赶快做”的想头。这是因为在不知不觉中，记得了自己的年龄。要赶快做，说白了，就是一天一天老去，时间不多了，该干的事情要干完。

这个通讯录后面还有不少空白，我不想再换新本，新的号码仍在添加。我的用意在于，翻翻电话本，看看逝去的文友，一面不要忘记那些文友，一面也提示自己珍惜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