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高

近日，四川遂宁船山区的某单位公职人员孙先生利用下班的空闲时间送外卖，引发不少网友讨论。据了解，孙先生从消防员转业后，在遂宁船山区某单位工作，其单位下发了公职人员可以做副业的相关通知后，他向单位提交了“从事副业”的相关申请，经单位批准同意后，他下班后开始兼职送外卖。（7月23日 澎湃新闻）

这起看似平常的个案，实则折射出新时代公务员管理中的深层次课题：在鼓励多元发展的同时，如何平衡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守住廉洁从政的底线？

孙先生送外卖的初衷值得理解。这位从消防员转业的公职人员，选择在业余时间从事体力劳动增加收入，其行为本身具有多重积极意义。从个人层面看，这展现了新时代公务员自食其力、勤劳致富的正面形象；从社会层面看，打破了“公务员就该安贫乐道”的刻板印象，体现了职业平等的现代理念。正如孙先生所说，送外卖“像打游戏”一样充满乐趣，这种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值得肯定。

现行制度对此类行为已有明确规范。《公务员法》虽规定公务员不得从事营利性活动，但同时也为合理兼职留出了空间。根据相关规定，公务员在提前报备、不影响工作、不涉及职权的前提下，可以从事体力劳动、技术咨询等合法副业。遂宁这位公务员的做法完全符合这些要求，其行为既无权力寻租之嫌，又能通过诚实劳动改善生活，理应得到尊重和理解。

然而，舆论的持续关注恰恰反映了公众的深层忧虑。在现实生活中，公职人员从事副业确实存在诸多潜在风险：其一，精力分散影响履职效能。若副业占用过多时间精力，可能导致本职工作质量下降；其二，权力寻租隐患难消。某些看似中性的副业，可能成为利益输送的“白手套”；其三，社会观感受损。当公务员群体大规模从事副业时，容易引发公众对“不务正业”的质疑。

要化解这些风险，关键在于构建更加精细化的制度规范。首先，应当建立副业“负面清单”制度，对不同类型的兼职实施分类管理：对送外卖、开网约车等纯体力劳动可适当放宽；对投资经营类活动要严格限制；对与职权相关的领域则必须完全禁止。其次，要完善动态监管机制，单位不仅要做好事前审批，更要建立常态化的核查制度，通过工作考核、群众评议等方式，确保副业不影响履职质量。再次，可探索建立副业收入申报制度，设定合理的收入上限，防止出现“副业变主业”的扭曲现象。

从更深层次看，这场讨论反映了社会对公务员管理制度改革的期待。一方面，我们要尊重公务员作为普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避免用道德绑架限制其合理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制度创新确保公共权力的规范运行。建议有关部门可以此为契机，研究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公务员兼职管理办法，在保障公务员合法权益的同时，筑牢防止利益冲突的防火墙。

长远而言，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推进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部分公务员选择副业的直接原因确实是待遇不足，因此要建立更加合理的薪酬增长机制，让公务员能够体面生活、安心工作。同时，也要拓宽公务员的职业发展通道，为其提供更多发挥专业特长的平台，实现个人价值与公共服务的双赢。

遂宁这起个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公务员管理制度的重要窗口。它提醒我们：对待公务员兼职问题，既不能“一刀切”禁止，也不能放任自流，而要在尊重个人权利和维护公共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只有构建起科学规范、透明可操作的制度体系，才能真正实现“面包”与理想兼得，让公务员队伍既保持活力，又守住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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