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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慈溪此规定加上了“符合条件”“实施严重性侵害未成年人”的制度限制，但它实质上违反了国家现行法律规定。因为，犯罪分子刑满释放后，其身份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公民。
而法律赋予公民的个人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公民拥有隐私权，如像慈溪那样，把他们的肖像、身份信息在网上公之于众，个人部分隐私就不复存在，大白于天下即不法侵害。国家《监狱法》同样规定，刑满释放人员与其他公民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个人隐私权不容侵犯。
从法律权威层次，《侵权责任法》《监狱法》是国家级法律，慈溪《办法》属地方性法规，地方性法规只能细化国家级法律，而不能与国家法规相违背，否则就是违宪、违法行政。
我们的政策，历来是“给出路”。地方公安、司法机关，不能因为人们痛恨对未成人的性侵犯罪行为，而支持“一罪多罚”的重刑主义。
在刑罚的惩罚、矫正、预防职能中，惩罚只是教育的手段，而不能像中国周代的五刑中采用的黥面刑（又称之为墨刑）那样，在人的脸上或身体的其他部位刺字，然后涂上墨或别的颜料，使所刺的字成为永久性记号。一次失足，可以成为“千古恨”，但不能烙下影响其终身的“千古印”。严重性侵害未成年人，虽然性质严重，令人可恨、可憎，但对刑满释放后人员给予人性化关怀和再教育，绝大数人能够成为对社会有用的新人。只要他们不继续危害社会，就要拉一把，而不是推一把。
当然，国际上，也有极少数国家采用公开性犯罪者信息的法规。如美国“梅根法案”，1994年，在小女孩梅根被有性侵女童前科的男子杰西·提门德夸斯性侵致死后，形成了“性犯罪加害人登记与公告制度”。这个制度不仅规定性侵害的实施者要登记自己的个人信息，而且要将这些信息公之于众。不过，“梅根法案”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违宪的指控，理由是它侵犯了性犯罪者的隐私权和自由平等权。
法律实践表明，“梅根法案”实施后，美国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例并没有下降。性犯罪者由于自身信息的曝光，他们成了别人眼中的异类。从心理学观点，既然没有人相信他们可以改变，性犯罪者就有可能破罐子破摔，继续作恶。
因此，笔者还是赞成采用类似于对缓刑者的登记管理方法。让性侵未成年人者刑满释放后，到所在社区实名登记，定期报告个人守法状况，主动约束自己，同时接受社会监督和帮教。这样，既保护了当事人的个人隐私，又可以持续预防个人犯罪。
文/孙金栋
来源：红网
作者：孙金栋
编辑：夏熊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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