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座由灰色板砖堆砌而成的“村门”映入眼帘，便可看见一栋栋五颜六色的别墅如彩虹般叠印成趣，有青烟的人家门口偶见几只狗或一堆人围着火闲谈，这便是我的家乡。我生长于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的一个小乡村。几年前，因新农村建设的推动，这里逐渐发展成了一个旅游景地，原本种植着大片桑树的田地变成了径深数十尺的荷花塘，盛夏时可供观赏与嬉戏，天然的高地水库给池塘提供源源不断的水源，如同村民们的传代给村子注入生生不息的活力。

　　春节期间，各家户院子里停着几辆轿车、门上贴着春联，除夕夜与正月初一都会以放鞭炮的方式来辞旧迎新，烟花绽放的那一刻似乎寓意着人们对新年的灿烂冀望。随着自身年龄的增长，免不了将恋爱婚嫁提上日程。春节期间，我走访亲戚闲聊起祖辈父辈们的婚嫁择偶方式，听闻了几十年来我村在择偶、文化习俗各方面发生的变化。

村里的荷花。图/陈墨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大部分祖辈们的择偶方式，20世纪60年代之前，物质文化水平落后，农村地区经济困难，父母往往会托媒人介绍，这是婚嫁的第一步。媒人一般是某一方或双方父母的亲戚或朋友，可称知根知底，男女双方在媒人的介绍下开始相亲，若双方及亲戚们均表示同意即可筹备结婚的相关事宜，婚礼过后便是正式夫妻，并无民政局登记这一程序，我的爷爷奶奶便是如此相伴至今。

　　七八十年代，大集体时期生产小队里男女一起种地、耕田，天地间的互相帮助催生出了情谊，便是自由恋爱的开端；再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青年们外出打工，村民流动性大，为自由恋爱提供了便利条件，择偶对象的选择在地域上也有了很大的拓展；外出求学的学子受到教育奋发图强改变了阶层，不乏在读书中相识人生伴侣。逐渐开放的思想孕育了自由的灵魂，也释放了人纯真的天性。人们骑着摩托带着墨镜去兜风，用学堂里新学的词语写绵长的书信来表达爱意，趁着集体看露天电影时的黑暗向心仪的她吐露心事，他们成长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革命浪漫主义的情怀埋在心里。我想，这也是当父辈们讲起这些属于他们青葱岁月里的爱情故事时眼里闪动着光彩的原因。

家人在洗碗。图/陈墨

　　乡村择偶方式转变的同时，女性的社会地位也在不断提升。从女性承包所有家务，到如今家庭里夫妻共同分担家务，再到“家庭主男”的出现，女性不再是不能上桌吃饭的存在，男权社会在逐渐崩解。春晚小品《站台》中，一对年轻夫妇因回谁家过年而争吵，不再是单一传统的大年初一拜年、大年初二回娘家，都象征着女性地位的提升和男女平等观念的深入人心。

　　无可否认，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实施，农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农村文化和农民的价值观念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受到城市的辐射和引领。农民价值观念和农村文化的变迁的同时，青年们的择偶方式、婚嫁习俗逐渐呈现多元化。当看春晚摇红包、集五福等新花样代替了旧年俗，当习惯与习俗在改变时，人们心底的乡根不变，对家乡那份无论何时归来都有人守候的盼望不变，对另一半的相知、对亲人的守候、对社会文明的追求、对中国年的信仰都不会变。

　　文/陈墨(浙江工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