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捞尸要价，确实是“先谈钱，再谈道德”，或者说，是一种变相的、现实版的质问，“道德值几个钱？”。但是，设身处地想想，死者虽其情可悯，捞尸又确实是一个掺杂着辛苦、危险和舆论风险的技术活儿，一般人谁也轻易不敢接手救助。那么民间捞尸，作为一种自外于政府职责以外的市场行为，根据相应的工作难度跟需求方进行一番议价，也就属于“在商言商”，个人觉得无可厚非。
值得回溯和进行一层反思的，倒是诸如这样的人身意外溺亡，各地、每年都有发生，是否政府应该设立个专职的“救灾救险队”，专门提供免费救助。如此，似本则事件中这般，“价格由家属和打捞队私底下谈，警方帮忙联系，但不干涉”的尴尬情形就可以避免了。而且，如果站在纳税人角度而言，“警方帮忙联系”不是天经地义的吗？“不干涉”本身实则属于一种“不作为”。
政府相关服务部门及职责缺位，造成的一大弊病是：将理当自行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诿之于社会机构，看似自己省心省力，实则造成了服务空挡，由此滋生出许多不法盈利机构，比如这一案例中自发成立的捞尸队。如果政府再不行监管之责，不能为我所用，而是袖手旁观，那只能招致乱象丛生。
还有一点，就是公民权益无法获得有效保护、切实维护。以这起案例中的谭生为例：家在重庆，自己的哥哥和女友在异地轻生，如果单靠自己的收入，根本无法满足捞尸队的漫天要价，假如再得不到政府出力相助，他只能对这个社会心生怨艾甚至绝望。
近年来，我们常慨叹着诸如“小悦悦遭碾压，18路人不救”这样的惨痛的失德事例，却很少从政府职责缺位的角度去反思。其实，一旦生命个体出现意外，首当其冲的救助者，还应该是政府。毕竟，政府属于“代民施政”，个人的力量总归是有限的，用路遇者的生命去挽救他人性命于危境之中，从成本上来讲，也不划算。如果政府对此漠然视之，推诿卸责，却转而去抱怨、指责公民的精神境界不高、道德提升不力，那实在是很讽刺的事情，也无可置疑是一种本末倒置。意识不到这一点，长此以往，社会道德的整体水准只能是渐次溃退。
“捞尸要价”刺痛着人们眼目和内心。但简单地将之归因于捞尸队的唯利是图，是无济于事的，而且涉嫌“道德暴力”。只有追根溯源，呼吁政府有关部门将应付的职责落实到位，才能有效遏止这一不良行为的发生，最大程度上将已然发生的悲剧尽量化解，并努力弥平死者亲属心理上的创伤。如果民无从获得国之庇护，国就将无以获得民之敬奉，和谐社会构建及“中国梦”的实现，就会沦为一句空话。
文/马骝山
来源：红网
作者：马骝山
编辑：易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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