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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孙光宪在《北梦琐言》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许宗裔在剑州（即如今的四川剑阁、梓潼等地）做官时，居民有被盗贼抢劫的，灯下认准了抢劫的盗贼，到天亮后报告了巡捕。这个盗贼经受不住拷打，承认的罪过超过了他的实际罪过，因而被送到州里。
许宗裔进行复审，拘系着盗贼的多次申诉，并且说比丝钩上挂的白色细绢是自己家中的东西，因而同被抢劫的人互相争执。许宗裔命令原告同被告两家把缫丝车拿来，又让各自带来了卷绸绢的胎心。
许宗裔向双方讯问胎心用的什么东西？一说用的是杏核，一说用的是瓦片。便当堂命令退下丝线，露出杏核，和囚犯说的相同。随后又用丝钩安好缫丝车，衡量了车的轻重大小，结果也与囚犯家的物品一样，这就表明被劫者有妄认的过错。巡捕吏当即承认了拷打逼供的错误，许宗裔当场为囚犯洗雪了冤枉。
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冤枉一个“坏人”，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官吏，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为在押犯洗雪冤情，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今天一样值得倡导，它对我们建设法治国家也仍然具有现实的警示意义。
这是因为，如今的司法办案中仍然存在着不少冤假错案，严重践踏了公民的自由权甚至是生命权。比如说，前些年因错判为杀人犯而被昭雪的佘祥林、聂树斌、赵作海，再到今年被洗清冤情的张辉、张高平叔侄，他们无一不是因为屈打成招而成为“口供至上”的牺牲品。
这里仅以张辉、张高平叔侄案为例，在侦破这一案件的过程中，办案人员聂海芬发现案犯虽然交代了强奸事实，但是找不到痕迹和精斑等。即便在二人口供出现差异、指认现场几次不对的时候，聂海芬依然坚持认定“犯罪事实”，终于使两者口供统一。
而最关键一点还在于，在始终没有发现物证的情况下，聂海芬为此找到的解释却是，“一夜的水冲过以后，也有可能把被害人体内的这些遭强奸的痕迹冲掉。”而这只是错误的推理而非正确的事实。
在“命案必破”的高压下，虽有物证漏洞、口供矛盾等可疑之处，办案者却全都视而不见、听之不闻，硬生生的将张辉、张高平叔侄引向事先设计好的“口袋阵”，并通过刑讯逼供逐步诱导张辉、张高平叔侄“如实交待”并“自投罗网”，最终把难以自证清白的张辉、张高平叔侄投进监狱达十年之久。
但现实却跟办案者开个了玩笑。无论张辉、张高平叔侄冤案、还是佘祥林案、还是聂树斌、还是赵作海案，由于“亡者归来”或是“真凶浮现”，最终使他们比窦娥还冤的冤情得以洗雪。
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说过，法院虽在防止错杀上是有功的，但客观而言在错判上又是有过的，毕竟这种留有余地的判决，不仅严重违背罪刑法定、程序公正原则，而且经不起事实与法律的检验，最终将会使法院陷入十分被动的地位。所以，“要像防范洪水猛兽一样来防范冤假错案，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可以说，这一敬畏事实、尊重事实的观点与法治精神并行不悖。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是公检法必须坚持的办案原则。而事实的真相具有唯一性、排他性，所以说办案时一定要找出隐藏的真相、挖出本质的真相，不能被虚假的真相所蒙蔽，更不能迫于“命案必破”的压力而罔顾真相、歪曲真相。由是言之，我们的公检法办案人员都要像古代的许宗裔一样，只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冤枉一个“坏人”，也唯有这样才能真正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文/陶克强
来源：红网
作者：陶克强
编辑：易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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