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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审计是三年来审计署第三次“把脉”地方政府性债务，国务院甚至还发出特急明电，要求审计署暂停所有项目开始培训，本周进驻各省市区。显然，不只是为了摸底，背后更凸显出强烈的紧迫感与危机意识。
同样是在7月，素有“汽车之城”美誉的美国底特律市已经申请破产保护，类似于次贷危机，其带来的震撼与冲击不仅限于美国，同样给中国以启示：若早期不加重视与防范，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当然，美国与中国国情不同，虽然都可以比作父子关系，但美国是分家过的，地方政府出现资不抵债后，联邦政府不必给予援助，而任其破产；中国却大有不同，且不论我国财政收入仍处于快速增长过程，即使中央政府余粮有限，也不会对地方政府的运转困难袖手旁观。也就是说，中央政府是会兜底的。
也许恰是有了这种“体制福利”带来的心理暗示，加上公开的地方发债仍不被允许，所以很多地方政府通过投资公司、信托等平台举债时格外胆大，去年底已被查出有9个省会城市的债务率超过100%，最高的达188.95%，若再加上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债务率最高的甚至达到219.57%。严格意义上说，若中央政府拒绝施救，很多地方政府早已资不抵债，甚至面临破产的命运。
当然，大家都知道这种情况短期不会发生，审计署官员也称“整体风险可控”。然而，偿还债务如果继续过度依赖土地收入、高速公路、政府还贷二级公路等方式，甚至陷入借新债还旧债的“循环”，只会继续放大债务风险，日渐步入“死循环”。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地方政府为了还债想出的“新招”，还是中央政府慷慨地援助，某种程度上都是以牺牲民生投入为代价的。例如，在教育、社保和医疗等方面的投入难免受到影响，控制房价、税收减免和治理公路收费时也难免力不从心。总而言之，债务风险积重难返的后果，最终还是要全民埋单，而且会让民生利益被债务所绑架，后果不堪设想。
目前实行的分税制架构，使得地方政府事实上“钱少责任大”，加上GDP占主导的政绩考核，使得很多地方官员都在压力和动力的双重驱使下具有难以遏止的举债冲动。更重要的是，债务并不跟着乌纱帽走，过度举债形成的政绩有助于升迁，但留下的“烂摊子”却不必自己担责，所以即使正在制定的预算法修正案草案将发债权授予地方政府，也未必能够一劳永逸。
因此，有关地方发债“一刀切”还是“适度放开”的争议，背后牵涉到分税制改革、政绩考核和官员任免等多方面的制度设置，需要进行顶层设计，以透明公开和权责一致为主要方向推进改革，让地方债务逐步列入财政预算和决算，接受同级人大的监督，从而真正做到风险可知、可防、可控，化解地方债务的“堰塞湖”。
文/宋鹏伟
来源：红网
作者：宋鹏伟
编辑：叶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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