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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词歌曲中，国家常以父亲、母亲的形象出现，如果对未成年人的监护权真的从家庭转移给国家，它能充满爱心地履行职责吗？最高法等要建立完善的监护体系，对监护失职的父母“亮剑”，就是让国家和社会履行“父母”职责。
我国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婚姻法、收养法、劳动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中，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都有针对性规定。但在法律实践中，一般是遵循家庭监护的传统，即便未成年人遭遇来自亲人的伤害，在法律判决后仍会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所以被发现时早已酿成了极端的惨剧：贵州一男子虐待亲生女儿5年，用开水烫头鱼线缝嘴；南京2名儿童因母亲外出不贵饿死家中，尸体腐烂后才被发现。这是因为，父母可以打着爱的旗号施虐，却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只是，普世的现代文明认为，国家应该扮演未成年人父母的角色，因为未成年人是家庭的一员，也是社会和国家的成员。一般而言，父母优先获得未成年人的监护权，但只要父母“失职”甚至伤害儿童，国家监护和社会监护就得亲自出马。目前来看，我国未成年人成长过于依赖家庭监护，国家监护和社会监护基本处于真空状态。
最高法和各部委准备对家庭监护进行干预，虽是社会理念进步的标志，但所作所为主要是在弥补历史的欠账。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后的监护制度必须更加完善且符合时代要求，别总在浅水处摸石头了，让公众付出探索的代价。
首先，要为监护系统整合和创建完善法律体系。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比较分散，规定也不具体，不具备现实的操作性，根本发挥不了应有的效力。同时，监护的变化还涉及计生政策、户籍政策、教育政策、收养政策等，应该让法律法规形成合力而不是矛盾。而且，涉及监护转移的失职、虐待标准需要简单明确，所有人一目了然才能真正起作用。
其次，要为监护权转移建设一条龙的保障系统。监护权可以转移，但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质量不能受影响，所以一旦父母失职，安置儿童是头等大事。可是，我国缺乏像美国儿童福利局那样的未成年人救助机构，甚至少年儿童和白发老人都住在养老院。这意味着，符合时代要求的法律必须先构建执行的物质基础，让未成年人不受监护权转移的影响，否则制度就会成为镜花水月。
再次，国家监护和社会监护应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是否遭遇虐待，父母是否存在过失行为，最先发现的肯定是邻居、朋友、教师、同事、同学，因为他们与这个家庭有密切接触。如今，美日等国举报人员范围很广，虐待标准也细化到生活，例如家中脏乱差算虐待，为孩子文身算虐待，喂饭不科学算虐待，更别说在我国普遍存在的打骂惩罚孩子了。电影《刮痧》中，中国爷爷为美国孙子刮痧治病，后背的淤痕成了虐待孩子的证据，结果父亲被法庭剥夺了监护权。
故此，无论监护权转移到哪里，未成年人对亲情还有需求，如何利用国家监护和社会监护来约束家庭监护，为儿童提供一个有爱的环境，让他们能够健康快乐地生活，需要全社会付出更多的努力。
文/赵查理
来源：红网
作者：赵查理
编辑：司马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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