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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做好扶贫工作是改善社会贫困群体生活状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要求，也是我们党和国家实践社会保障、化解社会矛盾的国策。近几年来各地扶贫工作风风火火，一大批农民甩掉了“贫困”的帽子，过上了梦寐已久的小康生活，这都是众所目睹的事实。只是有一点也不容否认，就是一些地方对扶贫工作中的“输血”与“造血”在认识上存在着误区，缺乏有效措施，致使不少脱贫农民重又返贫，让人为之遗憾。
归根结底，还是贫困地区民众缺乏内源式增收机制。这个道理很好解释，就是在相关扶贫政策主导下，在一定时期内我们的扶贫效果可能会较为显著，但若是内源产业带动型收入相对缺乏，就会导致低收入农户（即“贫困户”）收入过于依赖转移收入和外源收入，很容易便会滋生“返贫”怪相。从这一点来看，孙金龙强调要做到内源扶贫，真可谓抓住了解决问题的“牛鼻子”。
其实，近年来湖南采取系列扶贫措施，对贫困地区从外部资源推动到内在素质提升都进行了全方位的帮扶，成绩也甚是喜人。就拿培育优势产品、发展特色产业这一内源式扶贫的关键要素来说，湖南曾下大功夫培育特色农产品和原生态农业旅游等优势产品或服务，沅陵县借母溪乡养蜂专业合作社就是一个例证。可别小看这一个小小的合作社，其实实在在地帮助蜂农打开了销路，50多户参与农户都从中受益，也足以说明内源式扶贫的必要性。
并且，越是到扶贫攻坚期，就越要立足于低收入农户自身条件，寻求实现内源增收。而贫困地区内源性资本、技术和劳动力要素普遍匮乏，限制了农户的自身发展和资本积累，这些都是客观事实。在外部资金帮扶的同时，湖南还注重对低收入民众进行培训，资兴就曾每年安排5000万元用于“一户一产业工人”培训，保证每位经过培训的劳动者掌握1至2项就业技能和致富本领。可想而知，如此既提高了劳动者素质，又增加了劳动者收入，相信这也是孙金龙“内涵式”扶贫的核心。
不仅如此，做好智力和农村资源对接更堪称内源式扶贫的关键一环。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此相信任何人都不会质疑。而一些地区经济落后，也大都伴随着科技不发达这一实际情况。有鉴于此，湖南很多地方专门制定了“科技特派员”制度，鼓励“科技特派员”采取技术交流、资金入股等方式与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开创“部门搭台，科技特派员唱戏，农民参与”的科技服务新格局，帮助贫困山区群众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接受新技术、新品种，尽快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当然，要做到内源式扶贫，就不能走以环境破坏换经济发展的老路。徐守盛就曾说道：“对湖南的地方官员而言，不能盲目追求GDP，我们既要金山银山，也要青山绿水。”而低收入农户往往集中于边远山区，有着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和民俗风情，基于此，湖南在扶贫过程中还着力破除“先发展，再治理”的传统发展思维，放弃高污染高排放的传统项目，注意立足于本地优势自然资源和人文民俗资源，发展特色田园式农业和原生态旅游业等内源产业，走低碳环保型生态发展道路，很是值得我们肯定。
说到内源式扶贫，也不能忘了文化的作用。这是因为，文化是一种软实力，淳朴的文化能带动人们树立自信，勤劳致富。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湖南在麻阳首创“文化扶贫模式”，努力推动小镇影视业、文艺演出业、民族民间工艺品业、新闻出版业等文化产业与旅游深度融合、协同发展，项目建成后至少解决了大湘西20%人口的就业问题。这种利用便利的交通、通信、物流等条件促进绿色发展，让过去被忽略的武陵山贫困地区宝贵的无形资源成为当地民众增收的新来源的“文化扶贫模式”，甚至还入选《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的研究报告，受到举世瞩目。
总而言之，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湖南的扶贫绝对不应着眼救急式的输血，而应立足于培养农民的内在生机。换句话说，就是对贫困地区的帮扶工作不能只停留在捐点儿钱、修点儿路、建点儿房上面，必须变输血式帮扶为造血式帮扶，构建基于内源资源的可持续增收机制，形成内生发展的动力，让农民真正拥有生产经营和生活的能力。唯如此，才能“拔穷根”，才能“挪穷窝”，才能实现灿烂的“中国梦”湖南篇章。
文/杨飞
来源：红网
作者：杨飞
编辑：易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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