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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计委明确规定签署“拒收红包协议”，当然不会是做做样子，而是在广受病垢的医德问题上审时而为。虽然“拒收红包协议”是制度上的设计，但落实到医患关系中，其实就是一个开明、互信、坦诚的约定。医生用羞辱了医德的借口抵制，显然在理解上歪曲了这一制度的良苦用心。而患者喜忧掺半的态度，则折射了对能否根治“红包”问题的担忧。
不妨承认一个事实，“拒收红包协议”确实委屈了部分不收红包的医生，甚至“羞辱”了他们的医德。但更要看清一个事实，任何一个制度的设计，都应该具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约束效应，并非一棒子打死。比如打老虎苍蝇，并不是说官员都是老虎苍蝇。而签“拒收红包协议”，当然也不能这样曲解，部分医生拒签“拒收红包协议”的理由有点牵强。
“拒收红包医疗”已经不是简单的医风医德问题，而是一种世风的落寞。有的医生是不愿意收红包的，但如果拒绝，患者会以为“心意”太少，或者在背后说医生“架子大”；而患者如果不送红包，“别人都送自己不送”的那份心里担忧，是如何也难以抹去的。所以我们牵强的说“红包协议”羞辱了医德，不妨直接的说是我们自己绑架了医德。
“拒收红包协议”出现在制度中的些许尴尬，医生应该多一份理解。“医疗红包”，看似情理上的简单答谢，实则助长了某种熏心利益，凸显的不是救死扶伤的仁心，而是道德流失下的公益冷漠和人性冷漠。如何拯救医风医德？拒绝“拒收红包协议”，就是光明磊落，问心无愧？小偷不会告诉你说“我是小偷”，贪腐官员不会主动承认贪腐。不可否认，拒绝“拒收红包协议”的医生里不乏医德高尚之人。然而，我们为何要去冒这个风险呢？
和患者面对面签下“拒收红包协议”，是医疗行为的进步。这既是制度上的，也是医患双方的道德合约。患者本来就担心“拒收红包协议”会不会流于形式，能不能起到遏制“医疗红包”的效果，现在医生连签下协议的意愿都没有，着实难以让患者重新找回对“白衣天使”的敬佩。
不管个人是否光明磊落、问心无愧，也不管我们的人性能否拒绝金钱的诱惑，坦率真诚地签下这一纸合约有何不可？
文/周靖国
来源：红网
作者：周靖国
编辑：刘艳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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