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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界人士总结的几点原因，放在10年之前说，是成立的，放在5年之前也是对的，现在拿出来讲，听上去还有些道理。但歧视、偏见等观念有程度之分，“地位不高”、“职业教育上升通道狭窄”也不意味着一成不变。教育等主管部门有责任对这些制约因素的演变，进行更客观细致的评估分析，找到影响职业教育、职业人才培养的深层次原因，并设法推动解决，而非十几年如一日的重复套路化的解释。
比如，对于职业教育、职校毕业生带有偏见的传统观念，究竟是增强了，还是弱化了，原因各自是什么？这些年来，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在方方面面带来观念变化，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迁也非常显著，职校毕业生走俏的新闻更是年复一年的传出，职校毕业生比普通高校毕业生更好找工作已经成为某种程度的社会共识。如果在这种背景下，偏见仍然在增强而非弱化，就需要找出政策和社会原因，首先要对增强偏见的政策给予调整。
以各地特别是几个一线城市的人才引进和落户政策为例，仍主要以投资额和学历为衡量。尽管职校毕业生、职业技能人才可以通过积分来获取入户及子女就学等待遇，但相比投资和高学历人才的入门级待遇，相去甚远。深圳市就曾出台文件，为金融高管的子女提供中考等考试的加分优待；而在邻近的广州，加分优待对象成了海归人才的子女。职校毕业生、职业技能人才尽管是这些地方主政官员口中地方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相应的政策所反映出的却不是这么一回事。
又如，关于劳动者地位不高的问题，过去跟现在尽管存在同样的结论，表现方式和原因却有很大差别。在过去，劳动者地位不高主要源自薪酬和晋升空间、职业发展等环节。而在21世纪的今天，技能人才特别是熟练技术工人的薪酬待遇已经大大提高，在劳资博弈中也占据了更为有利的谈判地位，地位不高更主要的表现为融入长期劳动所在地的障碍仍然存在，以及在遭遇劳资纠纷时，难以获得地方公共部门及工会组织的秉公处理。
外来劳动者融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障碍，最主要的仍是政策障碍，如前述，投资者（哪怕是炒房投机者）和高学历人才却基本不受政策障碍影响。甚至可以说，一些限制型的准入政策主要针对的就是普通劳动者。地方公共部门出于产业、项目发展产值和税收的考虑，在劳资纠纷出现时，常常自然而然站在了资本（企业）一方，将工人提出的正当维权要求纳入维稳体系。这必然会让劳动者感受到较大的屈辱和怨愤。当限制型的准入政策仍然存在，市民又时而通过新闻或现场围观的方式，洞悉劳动者的屈辱和怨愤，又怎么会让自己的孩子去报读职校，跳入他们（她们）所认为的“火坑”呢？
文/郑渝川
来源：红网
作者：郑渝川
编辑：刘艳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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