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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继鼎一家五口深夜被砍，其女儿更被夺去性命，这样的灾祸无疑是非常惨痛的，其凶手更应当受到严惩。但这里面必须有一个前提，更是一种常识。那就是必须抓住真正的杀人凶手，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绳之以法和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但是在这起案件中我们看到，尽管公安机关为破案千方百计，甚至不惜实行了刑讯逼供，但从抓来的五名嫌疑人的具体情况和证人的出尔反尔的表现来看，他们无疑是被冤枉的，至少证据并不十分确凿。而根据法律规定，像这样一种“葫芦案”本着疑罪从无的原则，这五个人就应该予以无罪释放。但却就因为原告以命相抵便完全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可以看出，在这起案件1998年10月第一次开庭中，主审法官及审判委员会头脑是比较清楚，态度也是很明朗的，对于这个当时还处于“葫芦”中的案件，根据当时刚刚颁布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理应宣告五人无罪。而事实上法庭当时也是这么决定的。但就是因为原告的以命相抵不仅把这一群法官都造就成了“葫芦僧”，更把五个本来应无罪的人变成了杀人犯，并判处了重刑。
可想而知，在当时的那种形势下，什么法律、事实、证据等都不重要了，而重要的就是要让处在极度悲伤之中的原告方满意。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刑讯逼供不提了，证人出尔反尔的证词也有效了，甚至原来被认定都不成立的事实证据，这时候都变成了“基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可以认定”了。仿佛在这个时候为了宽慰原告，甚至更是为了更满意，明明知道冤枉了这五个无辜的人，也在所不惜，甚至也是“天经地义”的了。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也许还能够原谅，因为那无非想把一碗水端平，揣着明白装糊涂了。但在这里却是为了息事宁人，人为制造了一个惊天冤案，用毁掉五个人一身的幸福来达到“封口”，更甚至换取一个法庭法官们平安的目的。“葫芦案”造就出一帮“葫芦僧”，而一帮“葫芦僧”更是变本加厉的糊涂下去。而我们神圣的法律此刻却变成了这帮“葫芦僧”手底下的丫鬟，把一个个无辜的村民屈打成招，送进牢房。法律的地位在这里竟如此卑微，还谈得上什么公平正义？换句话说，假如这五名被告的亲属也到法庭以自杀相要挟，不知道这里又会怎样的判决呢？
文/朱少华
来源：红网
作者：朱少华
编辑：夏熊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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