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委昨日公布了《关于防止干部选拔任用中“重能轻德”的若干规定》，要求领导干部如果婚变、子女配偶移居国外，必须在5天内向组织书面报告。（2月3日《扬子晚报》）
　　
　　其实，早在2007年4月，南京市委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的实施办法》，在规定的9项必报的事项中，就有婚姻变化、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情况等。
　　
　　也就是说，南京出台的《关于防止干部选拔任用中“重能轻德”的若干规定》，除了将30天的报告期缩短为5日，以及将抽查比例由3%扩大到4%和由副处扩大到正科外，并没有什么新意。
　　
　　而从全国情况看，要求领导干部报告“婚变”的，并非南京一家。如，2005年6月，江苏泰州《关于进一步落实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通知》中，本人婚姻变化情况就在14项需要报告之列；2007年7月，郑州市委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意见》中，也明确要求，领导干部本人婚姻发生变化应向组织报告。
　　
　　尤其是，2011年7月，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本人的婚姻变化情况”就在报告的八个事项之中。2013年11月，中央组织部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的通知》，规定，将对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进行抽查，对无正当理由不按时报告、不如实报告或隐瞒不报的，将进行追责。
　　
　　由此可见，虽然从上到下出台了许多规定，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制度，尤其是报告“本人的婚姻变化情况”，在一些地方或单位执行得还不是很好，还存在不报或漏报现象。
　　
　　领导干部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个人的婚姻变化已不是个人的家事，或者说，从婚姻变化中也能看出领导干部的人品。从近年来发生的案件看，一些领导干部在婚姻变化中，还掩藏着生活腐化、贪污受贿等违纪违法行为。也许，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南京才又一次重申“婚变”必报的规定。而事实证明，让领导干部做到应报尽报，尤其要做到“婚变”必报，仅仅下发规定、重申规定是远远不够，还需要有相关的配套制度跟进。
　　
　　如进一步扩大抽查比例，直至做到应报应查；不断扩大公示范围，直至做到向社会公开；加大处罚力度，直至降职降级等。再如，对“本人的婚姻变化情况”等敏感事项，还要积极探索“事前”报告制度，并将婚姻变化的主要原因、婚姻变化后的财产处置等列入报告内容。
　　
　　也就是说，只有将“婚变”等敏感事项报告的“关口”前移，只有加大抽查比例和处罚力度，只有将“报告”晒在阳光下接受全社会的监督，才能防止漏报不报以及不如实申报，才能让领导干部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否则，即使再重申，内容再具体，对一些“问题”干部来说，也不可能或不会应报尽报。
　　
　　文/姚明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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